Page 12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抗日战争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日与伏罗希洛夫谈话的内容，但其中也回避了伏罗希洛夫那段含有不快感的“我不过是一个军人”
前后的对话，而把其观点归纳为：“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诚如君所言，但苏联
敌人甚多，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期固难定，
但可以告诉君者，准备已快了。” ①
杨、张的这些报告既没有提出他们作为与谈者应有的分析，又对关键之点做了省略及回避，
因而没有准确反映出苏方对参战问题的真实态度。 但在另一方面，即使照杨杰、张冲所报告的内
容来看，对苏方关于参战问题的答复也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 因为，它既表示“ 苏联尚未到
与日开战时机”，又承诺“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既肯定“苏联是中国最可靠之同盟
者”，又建议中国也应该接受其他国家甚至德国的军火；既告知“苏联尚在准备”，又提示“准备已
快了”。 此三项都可因读者置重点于前半句还是后半句，而得出相反的判断。 特别是同前文所述
《外交方略》的“战败不支”一样，何为触发苏联对日开战的“ 中国不利之时”，更可能因各方定义
的不同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譬如，国民政府可以认为南京的沦陷就是苏联对日开战之时，苏
联则可以认为南京的失守也只是一时的挫折，不影响中国的最终胜利，故即使南京沦陷，苏联也
不必参战。 ②
正因如此，尽管偏重于渲染苏联参战可能性的杨、张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淡化了苏方态度的不
确定性，蒋介石仍没有轻易得出肯定性结论，而倾向于走“德国路径”者当然更不会改变他们对局
势的悲观预期。 所以，据一份标明“务祈阅后付丙万勿告人” 的绝密电报透露，在 11 月 12 日晚上
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王宠惠“书面报告外交，大要谓：日已拒绝参加九国会议或将退
出九国公约，英美均主和解不成必须采其他办法，美不愿中日问题重回国联”。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谓国家政策应顾目前，不能顾虑将来。 对俄外交实属错误，如用蒋大使毫无用处，应注意”。 考试
院院长戴季陶“谓俄国全为自身利害问题，其政策非外交家所能左右。 如于彼无利，我们无论抗战
至何时，他们亦不会来。 如于彼有利，即不用外交手腕，亦必大举对日”。 最后，何应钦的军事报告
也使与会者“闻之至为痛心”。 ③ 结果，国民政府高层在是否接受德国调停问题上的动摇愈益强烈，
而“反共”执念的复炽还使他们试图利用日本“共同防共” 的口号，从“反共防共” 的立场谋求停战
议和。
证明这一新倾向的突出例子是孔祥熙的变化。 前面提到，在 11 月 8 日的会议上，他是反对德
国调停的。 12 日，他还指示参加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外交方面务宜拉拢英美法使趋一致，苏俄
方面尤盼努力运用，能使其于北满边境有何举以为牵制尤佳”。 ④ 但是，实际上孔对苏联的态度并
无信心。 中苏缔约以后，国民政府有两个主要的对苏渠道：一个是原有的以蒋廷黻为首的大使馆渠

①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自莫斯科呈蒋委员长报告谒伏罗希洛夫元帅探询苏对比京会议时及会议后对我之态度与军
事协助之程度谈话纪录》（1937 年 11 月 12 日），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 3 编，“ 战时外交”
（2），第 336—337 页。
② 事实上，11 月 11 日斯大林在接见杨、张之前，刚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trov）及王明等人谈过话。
其中，斯大林强调：“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 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这说明，斯大林在对杨杰、张冲的谈话中强调中国必定战胜日本，并非客套，而是他的真实判断。 换言之，斯大林并不认为中国会
出现必须苏联参战才能挽救的那种“不利之时”。 参见《季米特洛夫日记》，1937 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7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
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34—537 页。
③ 《徐次长致孔秘书电》（1937 年 11 月 13 日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孔祥熙档案，3009（2） / 19。
④ 参见《谭处长致孔秘书电（孔祥熙致比京顾郭钱三大使电文）》（1937 年 11 月 12 日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孔祥熙
档案，3009（2）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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