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吴志山 / 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及实施

作战的客观现实，而对这一现实的不同观察，则是中共领导人产生不同看法的直接原因。 全面抗战
爆发之后，中共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曾经的敌人国

民党，不排除尚怀有敌意，而中共领导的军队不仅人数只有三四万，且“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 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基于持久抗战的总目标，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 ，很快提出
②
了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主张。
不过，身处前线的朱德等将领对此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不可否认，对于游击战，他们丝毫不怀
疑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在发动群众、壮大抗战力量以及坚持持久抗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故自始至
终都未曾反对过这一作战原则。 因此，在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之后，他们很快将群众工作开展起

来。 他们持不同看法的地方，在于将运动战置于辅助地位。 朱德等前线将领认为，日军武器虽好，
但战斗经验不足，八路军可以凭借华北有利的地形和群众等条件集中兵力打击之，以争取山西战局
的持久。 而且，八路军出动之后，即隶属第二战区，后者常常以军令加之，为顾及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他们也必须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中兵力作战。 是故，在八路军开赴前线不久，即率
部取得平型关大捷。
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因对国民党军抗战决心和日军兵力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得出了“有可能
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的判断，故对运动战不再消极。 朱德等前线将领则考虑到经常性集中大
规模兵力对日作战的消耗、忻口和娘子关正面战场上日军侧后方的空虚以及敌后作战对正面战场
的重要意义 ，也转而更多地采取了袭敌扰敌、破坏交通、阻敌增援等形式的运动战。 简言之，毛泽
③
东和前线将领上述转变，基本立足点均是对日作战的现实。
实事求是地说，在全面抗战之初，面对复杂多歧的国、共、日博弈，在关乎中共、八路军乃至抗日
战争前途至关重要的对日作战原则这一问题有较多讨论，乃至不同意见，其实是合乎历史真实的。
把确立游击战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方针的过程看成一蹴而就，不需要经过任何调整和反复
的认识，其实是对复杂历史面相的遮蔽。 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之所以能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不断
发展壮大，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固然是多种合力的结果，但毫无疑问，面对新形势和新
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讨论，集思广益的决策流程应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
因素。 ④ 就毛泽东个人而言，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红军尚未开赴前线的情况下，即提出对中国共
产党及其军队发展壮大具有重大意义的游击战方针，充分体现了一位战略家的眼光。 而随着对战
场形势认识的深入，他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政策，则凸显了他强大的应变能力。

〔作者吴志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1937 年 8 月 10 日）、《战争和战略问题》 （1938 年 11 月 6 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 2
卷，第 28、425 页。
② 《论持久战》（1938 年 5 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310 页。
③ 敌侧后作战对正面战场的助益，参见《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6—327 页。
④ 1938 年 3 月 8 日，关于中共中央军委指导问题，毛泽东致电朱德等表示：“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
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 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
不加干涉”，亦是对党内围绕军事问题可以充分讨论的一个很好例证。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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