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 - 鼠疫围城

2014年，我荣升为王选的闺蜜。

这一年广西卫视做一档新闻背后故事的访谈节目，要求王选指定闺蜜一枚，上台配合，我被挑中。
和采访对象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新闻伦理学里大概有一大套理论，且不去管它。后来王选开始用微信，自己拉了一个微信群“京城闺蜜”，
三五个人，我也在其中。王选说：“群里的人都是当年开始做时走到一起的，多少年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这些朋友。”这话听起来很
有当年“起事时”结义的感觉。但这个群里只有一次谈到了年龄、皱纹、减肥话题，感叹了一下岁月，接下来都是细菌战、中日问题等大话题，
小女儿情状永远不是王选的菜。
节目要求做为闺蜜送给王选一个礼物，我带给王选两盒藏药止痛膏药，这是我对付自己颈椎病屡试不爽的武器，我知道王选也到了需要这
个的时候了。
2009年我和郭岭梅老师去日本采访王选和受害者的行动，十几天拖着大箱子密集的旅行、申诉、会议，王选一路喊腰疼，到了姬路她家，
一座中国城乡结合部常见的小楼，一侧是直通的走廊，一一侧是一排房子，没有电梯，把行李搬上楼，王选一下就倒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
电话响了，她甚至都不能爬着去接。原本想反正到家了，我们可以照顾她几天，但不巧的是郭岭梅家出了紧急的事，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
回北京。
第二天，我们离开的时候，王选还那样直直的脸冲下趴在地下，腰疼得动不了。我出差带着的藏药膏药全部留给了她，不知道我们走后多
长时间她才能爬起来，喝上水，吃上饭，姬路这个家，只是她留学毕业后租来暂住的，小得连20平方米都不到，后来因为办护照需要地址而保
留，长年没有人居住，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帮她。
这是个精力好到能把所有人拖垮的女人，我跟她采访不能超过一周，否则完全跟不上，回家还要大睡一场才能恢复体力，现在却眼睁睁看
着她倒在地上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

多年来王选总是象一头困兽，暴躁地打圈，愤怒地徘徊，急躁地冲撞，不允许自己停下来。2002年，我第一次采访她，在北京社科院近代
史研究所边上的小旅馆里，这是官司一审败诉，王选应对完世界各国媒体刚回到北京，看得出来她极度疲劳，她说她要在床上躺着接受采访，
但采访的几个小时内，她没停过在床上打转，一激动就蹦起来，躺下不到一分钟，又蹦起来。
王选对我总是保持着耐心，或许是因为我沾了《南方周末》影响力的光，或许是我在她眼里表现还算可以，算是有幸没被王选骂过的记
者，而我亲眼所见被她骂的记者不在少数，一般来讲，一个记者要求采访，三两句话，王选就在电话里或者当面暴怒斥责起来，有一次在出租
车里，郭岭梅委屈得泪流满面，王选坐在副驾驶座上，头也不回地暴怒着。我慢慢理解，她跑得太急太快，实在是没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回
头给记者们上普及课，给国人做爱国主义的名人秀，当一呼百应的愤青头儿。
我第二次采访王选是2002年底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厅里，王选这一年被评为《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她路过北京我在机场截住她。短短的交
流，我发现只距我上次采访她几个月，她的思考维度有了巨大发展，她说，记忆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人类的永久和平。她要建立中国受害者
民间组织，要促成建立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使受害者真正得到救助、抚慰。
在机场的交淡中，她不时警惕地扫视四方，低声告诉我说，看你对面的那个男人，他在跟踪我。怎么可能！在我眼里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侯
机男人。一次去日本，我人到了行李没到，她第一反应是被挑出来扣查了，我不信，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也赞同王选。后来我知道，每在中日
关系的“甜蜜期”，她们便得经历驱散、转移、再驱散、再转移。受害者成立的民间组织，竟然在拿到政府批文后的庆祝大会上，不得不改成筹
备大会，而一筹备便遥遥无期，一个民间组织的成立也要进行八年的抗战。渐渐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学会了不吱声，我无法证明她是错的，也
学着向四周扫射，但我始终不能像她一样变成一只警觉的猫。
当我亲自陪同七、八十岁受害老人到日本申诉时，才知道王选在一审到日本出庭29次，二审出庭11次，以及数不清的到日本申诉，几乎次
次拖着受害老人上下东京地铁的情形。东京的饭田桥和水道桥是到达后乐宾馆（原中日友好会馆，受害者一般都住在这里）的必经站点，从成
田或者羽田机场出来，一路火车、地铁，最后的一站就是这两个地方。这两座地铁虽然不是东京最复杂的站，但也像两个巨大的蜘蛛趴在哪
儿，它织成的网，深入地下数层，有铁路线、地铁线等若干个站台，几十个出口，这哪里是中国从来没有出过村口的老头老太太应付得了的？
我去的几次，都是王选走在前面，我押后——不能把人给丢了。滚动电梯上人流如蚁，而老人一脚上去身体就后向后倒，我们一个前拉，
一个后推，但80多岁的李宏华还是倒了，好在我们有准备，没有摔着老人。王选气喘嘘嘘地说幸亏有我，而我才去过几次，大多数时候都是她
自己一人应付。
就这样，老徐的手机还是丢在车上了，一到宾馆，王选就叽里呱拉用日语一通一通电话地找手机，这事只有她能做，别人帮不上忙。这些
老人来日本，都是一箱一箱方便面地带，在日本吃一餐饭他们会心疼一个月，但方便面箱子丢在地铁上了，得找。更可怕的是人在不应该下时
提前下车，或者应该下时没有下来，王选都急出通身大汗，疯了似得回头去找。
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王选把我当成了战友，而我也越来越理解这个女人。

跟着王选去日本，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任何旅游景点，从来没有逛过商店，倒是去了旧书店的那一条街好多次，去淘有关的资料，王选家地
下室五六个书架塞满了书，中国细菌战研究没有一个图书馆可以和她的资料相比；郭岭梅在飞机上教我把餐食刀、叉擦干净带走，把吃不完的
小面包也带走，到了日本才明白有大用场，忙得吃不上饭的时候，小面包可以顶一顶，在房间里和受害者一起吃方便面时，刀叉都有用，用完
了洗洗下次再用。通常情况下，宾馆的地下一层中午会有日本老妇人来卖盒饭，一盒饭八九千日元，吃一大半，剩下一小半，第二天早上开水
一泡，就是菜泡饭了。而可以吃日本寿司、鱼生的时候是和日本民间志愿者聚会时，二、三十个人到日式餐馆喝酒交流，非常热闹，但走的时
候，一人拿出自己的一份钱，中国受害者和记者总是受到日本人的优待，他们不让我们出钱，而王选总是争着要把自己的一份钱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