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鼠疫围城

2002年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对细菌战全然不知，脑子里只有一点731部队人体解剖的印象。我后来给自己找到理由，王选也是42岁才知
道的，因为在国人的教育体系里没有这一块内容，日本人从1950年代开始花三十年揭露细菌战，中国人全都不知道。

好吧。不知道可以了解可以学习，记者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职业。但是我的英文很差，也看不懂日文材料，所能接触的只是翻译过来的东
西，而这种翻译的材料太少了，而且语言的障碍实际上是视野的障碍，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这种情况，一代教育有断片的人。但2002年我采写
第一篇稿子的时候，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王选某种程度上是我的拐棍。有什么材料在哪里，谁是需要采访的人，尤其是日本人，很多都是她帮我翻译的。怕王选省略，在采访中我
会强硬地坚持我的问题，让王选一定要翻，哪怕她觉得没必要问。好在王选是一个好翻译，在国际会议上，她总是汉、英、日的全能翻译者，
还是免费的。
今年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学习了非虚构写作的课程，我让他找出2002年我写的王选和《纽约时报》写的王选进行比较，儿子指出了表述上
的“客观性”问题，《纽约时报》离新闻主角的距离要比我的好像感觉要远一些，尽管我当年已经非常有意识不要只坐在受害者一边，让稿件成
为悲情的控诉。但我当年的确没有考虑美国人、日本人怎样看这场诉讼，没有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眼，现在我认为哪怕是看那么一眼，也会很
不同。
中国媒体要求记者是一个能打各种各样野味的猎人，需要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出新鲜新闻，因此记者很少有就一个题目深入研究上
做到底的条件，或者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有意识也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也就没有研究的能力。2005年，我写《王选的八年抗战》的时候，
是自己时时觉得日常报道的碎片感，想写一些东西对抗新闻的时效性，于是利用业余时间，自费采访完成了那本书，在完成报社的任务之余，
再写书，实在是很辛苦。

2009年王选带我去了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家，这是远离东京的川崎市的一幢三层小楼，近藤自己盖的，三楼加上阁楼间，是近藤的书房，
一进去我就知道日本记者的功夫了。整个书房四壁皆是顶到房顶的书，阁楼里每一个缝隙里也都是，甚至门框边都立着薄薄的小书架，更重要
的是每一本书都得到整理，包了一种白色的书皮，书脊上整齐地写着书名，八成以上，是有关细菌战的书和资料。近藤像一个将军检阅一样用
手一本本划过他的书籍，告诉我们这一本是什么，如何找到的，那一本多重要，花了多少金钱。我一边给近藤拍照，一边在心里大叫：惭愧啊
惭愧！
夫人说，近藤是晚上睡觉都会大叫“731、731”的人，近藤在旁边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家一条老狗卧在旁边，狗的两只眼睛一片白茫茫的，
我问怎么了，近藤说：“得了白内障，老了，就像我。”他指指自己。
近藤是28岁知道细菌战的，参与调查是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他是NHK的记者，因为参与了前辈的一个纪录片，开始关注细菌战，并一发
不可收拾，三十年来，他做了11部（独立和与人合作）关于细菌战的纪录片，一直到现在，胡子眉毛都花白了，还在不停地做调查。

他到中国采访，我去日本采访，时间长了友谊就有了，他关心我写了什么东西，我关心他又有什么新发现。有一次他神秘地拉我到一
边：“南阔阔，我买到了一批宝贝。”原来是苏联西伯利亚伯力城的审判731部队俘虏的材料。苏联档案解密，他抢先把十多箱从未公开的资料搞
到手，他说接下来几年他会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翻译成日文，并且特别期望有资金支持再翻译成中文，供研究者使用。

在日本他家里访问时，他就曾给我一套光碟，那是他几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和多年收集日本方面资料的集成，《731部队细菌战
资料集成CD－ROM版》由日本柏书房2003年出版。现这这些材料已经是中外细菌战研究者经常查阅和引用的资料，如果再汇集苏联方面的资
料，那将是更全的细菌战资料汇集了。近藤说，细菌战说就像是一个大拼图，他就是想要看到最终结果的玩拼图的人。

一个记者研究一个问题做到这种程度，我想在中国也不多见。像近藤一样在中、日、美、苏四国之间搜集资料研究细菌战问题，我想我是
没有条件的，做也不会有他那么资深，但中国是731部队细菌实验和生产所在地，也是细菌战受害地，有大量的受害者、见证者，这一块是近
藤他们没有办法更深入做的，而正是中国记者大可有所为的。

相比来说，我做一段时间停停，停停再做做，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想一个记者接触到一个庞大的选题的时候，往往难以一下认识到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把一件事当作一生需要去做的事，就像近藤一样，
自觉自为不折不挠不离不弃，非有使命感不成。我向王选学到了很多，我的认识也是一步步提升的。

一开始接触细菌战，我把它当做是战争受害的一部份，是一种悲苦的诉说。写《王选的八年抗战》书的时候，我认识到细菌武器是二战中
出现的人类最残酷的杀戮方式，它比原子武器有过而无不及，它的无边无际的蔓延、反复的隐蔽的杀戮、对所有生命体的无选择灭绝都是相当
甚至超过原子武器的，但今天全世界都对原子武器保持警惕，但对系列化武器却远远没有相应的重视。而中国作为受害国，却集体忘却了这件
事，若不是日本人回到中国调查，掀起民间诉讼，整个的细菌战记忆，就是一个大黑洞。
十年后再写细菌战，我发现细菌战远没有在中国结束，受害者的伤口还在流脓流血，细菌战的事实还没有揭开，仇恨远没有转化成和平的
力量，而是时时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泛起，中日都没有跨过历史的门槛。

王选是一个具有国际眼光和人道主义情怀的人，这是她的大格局。这让她不只是“爱国者”。她不仅能够对中国受害者保持持久的悲悯——
用十年的时间只身带着学生志愿者在浙江的乡村遍寻烂脚老人，让这原本在国民党时期和建国以后都没有被认识到的疾病，显露出来并和日军
细菌战建立统计学上的联系，而且对于日本人——那些认识到错误并在中国人面前下跪的老兵充满悲悯，她希望细菌战能够尽快成为过去，让
他们在死亡之前能够卸下包袱安心地死去。“战争无赢家，所有的人在战争中都不可能得到什么，只有失去”，我接触到很多参与到和平运动中
的日本律师、市民，他们参与的初衷更多是爱国者，抱着让日本从历史的耻辱中走出来的想法，或者还有为某个政党的政治目标的成份在其
中，在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真正像王选这样纯粹的人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