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鼠疫围城

她的梦里有鸟儿 轻盈翻飞。”

今天的常德城，找不到这个叫蔡桃儿的女孩，如果想找她，需要到常德的沅江江堤上，那上面的一侧3公里的长度，刻着8000多首文人骚
客书写常德的诗，其中的一首，叫《蔡桃儿》。
就像诗里写的，她来不及长大成人，注定做不了妻子和母亲。
1941年11月12日，12岁的少女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她在前一天的夜里出现高烧恶寒、头痛恶心，全身或局
部淋巴肿痛，“一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广德医院的副院长谭学华医生检查了她的体温：“105°（40.5°C），脉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蔡桃儿家住在常德关庙前街，家里开着一家蔡宏盛木炭店。蔡桃儿并不是第一个死于鼠疫的患者，但她是第一个被确诊，第一个被解剖，
并留下珍贵的病理报告的患者。现在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伦敦国家档案馆里还能查到她的尸体解剖记录。
蔡桃儿被留在医院，“当时我因其来自死鼠较多的关庙街，故疑为鼠疫。但必须先除去恶性疟疾，所以当时要化验员汪正宇作白血球计算
及查找疟原虫。检验结果，她的白血球计数在一万以上而中性细胞亦增高，并未发现疟原虫，但却在涂片上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类似鼠
疫杆菌，和日机所投下的谷粒检验时的发现极相似，因此我们初步诊断为鼠疫，并收入隔离病室治疗。”
这是当年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做出的诊断。今年5月，我在浙江临安市，找到了他的年近80岁的儿子谭家麟，他收集到
了父亲写于当年的论文和一份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当年的诊断过程有详细和科学的描述。
到了深夜，蔡桃儿的体温飙升到106度（41℃），脉搏116次。一夜的艰难煎熬之后，到第二天的早晨，“蔡桃儿的皮肤开始发绀，全面陷
于危急。”谭学华写道。
冬天的太阳沉重地爬上位于常德东城门外的广德医院二楼时，蔡桃儿没有看到。
8时，医生报告了死亡的消息。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6小时。

1941年常德奢侈地拥有这座有近100张床位的西式广德医院，医院里拥有一台极为珍贵的从美国带来博士伦牌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被认为
是中国第一台。这也是鼠疫菌被观察到，蔡桃儿的病被诊断被纪录的原因。
早在1897年9月，美国长老会向中国派出了罗感恩医生，主要目的是传教，当时在中国内陆城市，传教并不是容易的事，而办医院救治病
人，往往能够让人看到“神迹”而利于传教，于是边行医边传教的模式就此形成。每周内有两个晚上，开堂传教并开诊行医。此后的继任者是巴
天民牧师和涂德乐医生，他们经历并见证的常德的鼠疫。巴天民牧师的女儿巴玉华将这段写成了《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
一书，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西南小城常德的世俗景象。

1899年2月常德东门外一所破旧的房子被装饰一新，一间作小教堂，一间作诊所。开业当天，诊所里爆满，药品免费发放，但从来没有见
过西医的常德人并没有把药品带回家，而是把它们扔到了大街上。
西医在常德不断传出奇迹。一个瞎眼的乞丐经过治疗摇身一变成为走街串巷的货郎；一个农妇从身体里切出几十斤重的大肿瘤。最传奇
是，有一次行刑砍杀两名土匪。刽子手挥刀下去，第一人身首分离。但是第二个头却没有完全掉下来，人们把他送到了医院，外科医生缝了很
多针把他头和身体缝起来。多个月后，这个人神奇地走在街上，脑袋在脖子上牢牢长着！

1939年，常德遭到日军疯狂的轰炸，死伤成百上千，已经有55张床位的广德医院另辟地方建立100张床位救治伤者。
从简陋的诊所，到可收治男女病人的病房，教会培养的中国医生谭学华已经担任主要的医疗工作，40多年过去，广德医院成为设施和水平
超过当时国民政府卫生机构设置的常德卫生院，卫生院只有门诊而无病房。广德医院，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西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