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鼠疫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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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母亲死后54年,我才又见到了母亲娘家人”,两家人因为亲人突然离世而造成的仇恨和误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慢慢消解。

                  鼠疫在鸡鹅巷里汹汹起来。据张礼忠等常德细菌战调查者90、00、10年的多次调查、走访和统计,得出的是鸡鹅巷里的死亡者达到294人
               的数字,这个数字远远大于民国政府档案中的死亡数字。在档案里,整个常德城里有姓有名登记在册的死亡人数为36人。
                  我在2015年5月见到了鸡鹅巷里的“聂皮匠”聂家林,当年他6岁,他说清楚地记得程家大屋里死人的情景:尸体横在院子里没有人收,人们
               好奇又害怕,只是远远地围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鸡鹅巷的草图,并说祸起于那250多口大酱油缸。因为所有的酱油缸都是敞口向天的,
               日军的投掷物直接落在了缸里,并且酱油园里老鼠多,初起的发病人大都吃了酱油园周围小餐馆里的东西。
                  这是鸡鹅巷鼠疫流行的民间版本。


                                                        捉住那个鬼!

                  国民政府细菌学专家陈文贵的描述则谨慎的多:发生鼠疫的鸡鹅巷、关庙街一带,“地处市中心区,房宇栉比,街衢狭隘不洁,曾视察鼠
               疫死亡(者)寓所,发现室内阴暗,空气阻塞,无地板设置,垃圾散积屋隅,鼠洞随处可见”,这是一幅真实的贫民窟情景,这样的地方总容
               易疾病丛生,这样的地方总是人口密集,这样的地方死神也最容易下手。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场疫病的流行会有很多因素。特别是波及到对一个国家使用细菌武器用于平民的指控,更是一件大事。从当年留下
               的档案来年,民国政府的卫生防疫部门一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尽管高度怀疑,但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所有的断言也只能是怀疑。
                  陈文贵是当时中国仅有的有鼠疫背景知识的专家。1936年曾受国际联盟卫生部的邀请,赴印度的哈夫金研究所从事鼠疫研究。哈夫金是当
               时世界上鼠疫研究最有名的研究所。1941年陈文贵的职务是中国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主任和红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检验指导
               员,解放后陈出任中央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曾赴朝鲜调查美军在朝鲜和中国边境使用细菌武器,并提出对美国的指控,提到演员陈冲,或许国
               人对陈文贵会加深一些印象,他是陈冲的伯父。
                  陈文贵是11月20日接重庆命令从设有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的贵州省贵阳出发,24日到达常德。

                  在他到来之前常德已经出现连续死人的现象,广德医院的谭学华等人已经解剖了包括蔡桃儿在内的五名死亡者。
                  11月4号日军空投后的11天后,地方和中央的防疫机构才开始行动。疫情15日一路上报到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等单位,战时防疫
               联合办事处决议命湖南省卫生处在常德设置防疫处。

                  15、16、18日军政部第4防疫大队一个中队前、卫生署第2路防疫大队第14队等防疫队伍到达常德并携带了血清和疫苗。
                  几项防疫决定迅速做出:
                  设立隔离医院,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鸡鹅巷、关庙街等地被划为疫区,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开展灭
               鼠行动,动员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尸炉,疫病尸体一律烧掉;全城封锁,所有的泊船码头、交通站点设立检查站,只有持注射证的人才能外
               出;
                  陈文贵来到常德,检查了前面进行的5例解剖报告,仍然要坚持再亲自进行尸体解剖。

                  陈文贵表现的相当谨慎,在谭学华看来,他似乎不相信之前他们的检验和解剖报告。陈文贵要亲自进行调查。或许在他看来,鼠疫和日军
               空投物的关系链,还需要进一步坐实。陈文贵走访了常德城内的发病区域,在病死人家房间里设置印度捕鼠器和特制的捕蚤笼,但都没有收
               获,对于亲自做解剖的愿望,当28岁的男性龚操胜死亡后得以实现。

                  陈文贵的作法相当严谨,在他向他的隶属机关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正式书面报告时,甚至有两位同
               事为其操作的专业性作证。
                  在陈文贵报告书里,对龚操胜的病情和死亡做了详细的报道:龚操胜,28岁,住关庙街前小巷18号。23日夜里十一时骤发高烧、头痛疲乏
               等病状,二十四日晨感觉右侧腹股沟痛疼,午后开始呕吐,病情加重。军政部第四防疫大队应召前去就诊时,发现龚已一息奄奄。“当时诊视
               病者患高热,右侧腹股沟淋巴腺肿胀及有触痛按病历及病象颇似腺鼠疫,遂劝告送往隔离病院,但不料病者于未搬入以前,即在晚八时许死
               亡”。

                  龚操胜的尸体是在军警的护送下强制送到县卫生院的,龚脾部的组织涂在小鼠腹部,32小时之后,小鼠发病死亡。接下来,将死亡小鼠的
               心血、肝脾及腹股沟淋巴腺等再接种到2号小鼠身上,经过47小时的潜伏期后,小鼠发病,挣扎了44小时后死亡。
                  《陈文贵报告书》是自1949年衢县、宁波、金华等地发生鼠疫后最权威、严谨的一份医学报告,成为当年鼠疫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民
               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指控日本施行细菌战时,使用的基本材料就是这份报告。其中的6份解剖报告,特别是龚操胜的报告,从发病病历,到尸体
               解剖纪录,到24小时细菌培养,再到动物接种实验,全部过程完备,从而在医学科学上坐实了对常德鼠疫的认证。
                  然而遗憾的是,这份“严谨的报告”却依然没有能够找到投放物和鼠疫之间的必然联系,陈文贵检查从常德带回去的谷物时,距离投放日已
               经过了34天,培养之后,只发现有大肠杆菌、葡萄状球菌等,没有发现鼠疫菌。接种到小白鼠身上,小白鼠活得好好的,什么也没发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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