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鼠疫围城

伯力士最担心的是鼠疫外溢，而这又是极有可能的。常德是水路交通要冲，因为坐拥沅、澧二水，侧依800里洞庭湖，虽然偏重于湘西贵
州，但其水路却相通于长沙、汉口、上海，是中国西南部重要的商业贸易中转中心。

“从西边来的货物主要有各种类型的木材，茶叶、兽皮、油、芝麻、水鱼、五倍子、靛蓝、油脂、腊、清漆、绿矾、朱砂、布料、和纸
张”。而从汉口运来的则有“纱线、布匹、煤油、盐、糖、火柴、肥皂、窗玻璃、海藻和其他日常杂货等”。 [14]

加上战事向长沙汉口等城市推进，常德城里一度拥满了逃难的人，人口也随着战局而剧烈膨胀和收缩着，常德曾一度从常住人口10万，猛
增至20万，又随着人们再向西逃，又骤减至5万。
印度跳蚤极容易随着大米、棉花等物资的转移而携带鼠疫菌转移，加上人口的流动会让疫病流散各地。伯力士在防疫计划中提以下对策：
一，群众卫生宣传，但考虑到大多数贫民不识字和为生计忙碌，他认为只进行报纸宣传、集会宣传是不够的，要进行逐户的讲解宣传；二，预
防接种。这一项在常德也极难推进的工作，常德人基本上没有过打针，很惧怕，民间遥传打针会导致妇女流产和孩子死亡，伯力士为了减轻群
众的抵触，特意放宽见了至2岁以下儿童、孕妇和结核病、心脏病等重症病人可不注射。尽管在所有的医疗机构、常德城的6个城门，水陆码头
站点进行预防接种，但到了5月鼠疫爆发最炽烈时，接种也只达到28.6%，于是8月只得改为逐户接种。
4月为应对到来的疫病高峰，常德的学校一律停课，旅馆、浴室、剧院歇业，军队须离城十里以外方可驻扎，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各诊
所不得瞒报疫情，否则从重处罚。

1942年3月13日常德防疫处第二次会议决定，常德城的保甲长一律进行防疫四小时训练，以协助军警进行防疫，抗不从者要严惩。预防注
射保甲长要预先通知居民，故意违反不注射的要封闭其住宅并押解至附近医务机关补行注射并查明原因分别惩处。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均应
随时报告疫情违者严惩。1942年4月14日常德防疫处第三次会议是研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示：至万不得已时，遵照电令烧毁居民房屋而
在所不惜。陈诚关心的是：“常德为产粮区域，关系本战区军食至巨”。
于是所有从常德运出的物资都要进行检疫和城外保管，水警严禁船舶靠岸停泊。军警在常德城的皇木关、落路口、北门、小西门等关卡处
设检疫站，检查旅客过街的行李，并进行强制防疫注射，只有接受注射的人才可出入常德城。
预防接种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对鼠疫产生免疫力，但大范围的接种能减少人们感染的机会，就算是感染了，接种过的人也或多或少地能产生
对鼠疫的抵抗力，况且在当时并没有更好办法。但战时的困难是制造大量的疫苗和运输保存这些疫苗。疫苗的保存和运输对时间、温度条件有
比较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大量的疫苗运入常德，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并且，鼠疫疫苗的免疫力只有3－6个月，注射一针疫苗是不行的，还需
要进行第二次加强注射。
保存下来的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七日下午四时召开的“湖南湘西防疫处座谈会”纪录里有一段对疫苗注射的特别安排，读来或可了解当时的情
形。
“现在时当春令，为防止鼠疫再度暴发，是应再行普遍注射，以策安全。中央卫生署对湘西鼠疫情形极为注意，所以此次送来的鼠疫疫苗
等项药品，价值昂贵，约在百万元之谱，际此欧亚战争激烈之时，来源缺乏，运输困难，且此项药品，有时间性，故须及时应用，以期无负中
央关怀湘西鼠疫之盛意。”
所有的措施到了4月6日出现肺鼠疫后更加严厉，通往常德临近县的道路上实行交通管制，江中船舶一律不准靠岸，沿江边设置船港口十
个，以离岸二丈为合格，通岸跳板中间须置防鼠设备，夜间则将跳板拆除。军队驻扎常德地区时，需离城五公里以上。运送的军粮需检查其中
是否有鼠后方可启用。关庙街、鸡鹅巷、法院街等重新封锁，常德向驻常德部队借兵200人，交伯力士培训后上岗。5月，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
启荣也带着疫苗和器材赶到。
在伯力士的督导下，常德东门外约三华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离医院，隔离医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沟里灌满水，
只以一面吊桥与外面相通，这是为了防止带病菌的老鼠进入医院。医院里面设三个病房，每个病房容纳40－50名病人。隔离医院“戒备森严，
俨然一个魔窟，人们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医务人员身着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这个隔离医院先后收治过
[15]
两百多例病人，在这期间城里很多人染病后不但不报疫情，更不愿送隔离医院治疗，就是死了也不报死讯。”
经历了非典的中国人现在能够理解隔离医院对于传染病的重要性了，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国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常德一切紧急
措施，均难得一般民众谅解，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接受防疫注射等措施。
“鼠疫传染至烈，尤以肺鼠疫为最危险。染疫者必须强制隔离以防蔓延传染，此紧急措施无识及自私之徒反对至甚。又因患者就医救治无
方，遂多归罪于隔离医院。”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其《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说。
然而隔离院的真实情景恐怕只有从里面活着出来的人，才能描绘，但从里面出来的人少之又少。国民政府留下的档案中常德鼠疫患者共42
人，其中只有5人治愈出院，20岁的杨志惠（当时名为杨珍珠，文革时改为杨志惠）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事隔半个世纪后留下了口述。

杨志惠和13岁弟弟杨彼德及母亲住在广德医院的对面一间没有地板的木板房里，因为信基督教，父母给两个孩子取了教名“珍珠”、“彼
得”。两年前父亲被日军飞机炸死后，一家人靠母亲在家门口的街上摆个香烟杂货摊活命，是常德最贫苦的平民。
“1942年4月的一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忽然同时发病，两人的症状一样，高烧，抽搐、淋巴起砣，病势急重，当时常德流行瘟疫，急重
病人都送入隔离医院，我家左边隔壁一崔姓邻居（开棕索绷子铺）和右边隔壁一罗姓邻居（开香肠店铺），见我母亲无能力，就把我和弟弟抬
到隔离医院去治疗。”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