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鼠疫围城

的最后写道：“结论：细菌培养及动物接种试验，该项麦谷等标本中，未发现鼠疫杆菌”。陈文贵的报告收录了谭学华等人进行了5份尸检报告，
但却没有采信谭学华从现场收集物中发现鼠疫杆菌的报告。

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不胫而走，英美两国都高度警觉。英国战时内阁非常急于证实情报的真伪，便将收集到的情报委托给伦敦
卫生学校医学研究评议会的A.兰茨伯拉·汤姆森来进行判断。他在1月6日的回信中指出：“简直是无稽之谈。情况证据似乎并不充分。存在于大
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会导致病例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
[7]
1942年3月31日，民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国际社会控告日本政府，提交的就是陈文贵的报告。分析陈文贵报告的任务交给英国当时最权
威的波顿研究所，几天之后，他们做出分析报告：“在飞机和鼠疫病例之间显然不存在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这是陈文贵报告中致命的缺失：
空投物里没有发现鼠疫菌，实验中也没有造成小白鼠的死亡。
最后波顿研究所认为陈文贵报告是：“为了宣传目的而写”。
这一判断，使日本细菌战阴谋如鲵在手一滑而过，那个躲在幕后的鬼魅，一旦没有被捉住，便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细菌撒布，死亡也一
次次降临毫无设防的城市乡村和懵懂的平民百姓。这个不应该有的延宕，使日本使用了细菌战的确信被延迟了二、三十年。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式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住在关庙街杨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发病，13日死亡之后，没有
再发病的人，没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来。

陈文贵捕捉了200只老鼠，但“未发现感染鼠疫的病理变化”。早陈文贵几天来常德的国联专家伯力士，也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谭
学华写的材料中说有许多死鼠，不知是记忆将42年出现大量死鼠混淆还是其它原因，无法考证，作者注）
因为再没有新的病患出现，陈文贵12月2日带着由病人培养出的纯鼠疫菌种和少量飞机投下的粮食离开常德回贵阳。伯力士也因为战局紧
张而离开常德。
但是，老鼠，就在两位大专家前后脚离开常德之后，开始频繁出现在大街上。这些老鼠行为怪异，平常只钻地沟的它们，居然光天化日地
在大街上踯躅，它们呆头呆脑，行动迟缓，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伯力士的死亡曲线

1941年1月中旬，大个子高鼻梁灰白头发的伯力士又回到常德。
伯力士一来常德，目标就是常德的老鼠们。很快常德就发出号召，让人们抓老鼠送到广德医院里来，不仅如此，城内提供老鼠的人还会受
到奖励，“人们只要发现一只老鼠并交到医院就会得到1块钱，人们口耳相传，大量的老鼠被交到医院，一共有成百上千只！” [8] 不仅如此，他
要求各保甲的保甲长每天必须送活鼠一百只给他，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埋头于实验室解剖这些老鼠。
常德很多80多岁的老人都记得他的名字：伯力士。
伯力士当时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专员、国联防疫专员。此前他正在浙江省参与鼠疫调查和防疫。常德疫情爆发，他便被调往常
德。
有关伯力士的零星资料显示，伯力士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从1919年他就到来到中国的东北。当时中国东北正
爆发鼠疫。在哈尔滨，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细菌学专家，成为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最得力的助手。国际联盟出版的伍连德《肺鼠疫疗法》一书
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内容都是伯力士撰写的。东北鼠疫之后，他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建立联系，成为国联的中国鼠疫专家，直到1949年。

一九四二年参加常德防治鼠疫技术人员合影（红圈为伯力士）
鼠疫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曾经祸害了欧洲近半数人口。在常德发生鼠疫的当时，西医刚对鼠疫有一些认识。而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医生
对鼠疫的传播途径和感染方式也不甚了解。现在医学界对鼠疫的普遍知识，在当时是做不到的。

在日本人纪录中国东北鼠疫的《康德二年满洲国防疫概况》一书里，日本专家对人间鼠疫病的类型总结有：腺鼠疫、败血症鼠疫、肺鼠
疫、皮肤鼠疫、眼鼠疫、脑膜炎型鼠疫、肠鼠疫、扁桃体鼠疫、无症状咽喉鼠疫、痘鼠疫等。各类鼠疫中主要以腺鼠疫、败血症鼠疫、肺鼠疫
为主，其它类型不多见。

自然鼠疫发生时，第一步是在鼠类动物之间传染，第二步是鼠类传染到人类，一般是鼠类身上感染了细菌的蚤类叮咬了人而将鼠疫传染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