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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 期

教会在定县“与士绅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在经济、政治领域“关系紧张”。 1933 年,地方士绅甚至
要求停止实验、撤换县长。 ① 不过,定县的事例只是特定地区的个别情形。 作为从技术、组织层面
解决农村问题的乡村建设运动,更多地受到了地方社会的欢迎。 1946 年,平教会以璧山县为总部,
创办了涵盖 10 县 1 局的华西实验区,实现了外来人与本地人的结合,也得到地方精英的广泛支持
和参与。 ② 其中代表人物是七塘乡“孚三区各乡镇之望”,曾任彭山县征收局局长、第二十一军军需
处处长,回璧山后担任县劝学员、依凤乡乡长等职的梁质彬。 ③ 梁质彬积极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创
办璧北中学。 华西实验区扫盲教育开始后,梁质彬积极捐款并自愿担任导生一职。 ④ 正是由于与
梁质彬类似的地方精英群体的参与,华西实验区的工作得到了乡村社会中各方的认可,以至于
1949 年之后一些民众仍存有对平教会的关怀之情。 ⑤ 华西实验区的史实表明,同在璧山县且性质
均为乡村建设的工作,并未受到地方社会的抵拒,从而可以打破“本地人与外来人相对立”是协进
会在兴隆场失败的根源的认识。
从本质上看,协进会在兴隆场的失败,是在资源缺乏与利益争夺的乡村中一般性建设活动的必
然结局。 对于乡村建设活动,梁漱溟认为“ 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
已。 ……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 ⑥ 对此,有学者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是乡村中的一
般性建设活动,而是以乡村为本位(或以乡村为重心)的民族—国家建设工作。 ⑦ 然而协进会在兴
隆场的活动,仅是对乡村经济、文化、卫生等一般性改良,并非关涉社会重建的根本性改造,因此其
必然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和形势。 医疗、教育的成功,是因为包括地方精英在内的各阶层人物均有所
受益。 食盐合作社的失败,虽然有冯庆云出于牟利而制造的危机,但实际原因却是协进会试图单纯
依靠孙宗禄等人而引起冯庆云等人的不满 ,经费变化导致的工作计划变动 ,“孙恩三与歇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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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的关系突然恶化”等综合因素。 与协进会的遭遇类似,地方精英所进行的相关活动同样遇到
各种困难。 1944 年巫焕荣主导的农民福利社就因面临资金短缺、资源匮乏、物价猛涨等问题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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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继。 I
如果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对立不能够解释兴隆场相关历史景象所反映出的困局,那么,“兴隆场
困境”究竟该如何去理解? 其实质又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国民政府基层政权建构加
以考察。
相对于协进会的乡村建设活动,1939 年开始的新县制改革更能展现地方社会与国家行政之间
的关系。 通过新县制的实施,国民政府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形成了以乡镇公所为核心,警

① 宣朝庆:《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定县实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91、102 页。
② 谢健:《本土知识人与乡村建设运动———华西实验区乡村工作者群体考察》,《福建论坛》2020 年第 10 期。
③ 《璧山县公正士绅调查表(梁质彬)》(1941 年),璧山县参议会档案,15 - 01 - 00271。
④ 《璧山县的兴学运动》(1949 年),华西实验区档案,09 - 01 - 00084。
⑤ 《原华西实验区农业组工作情况》(1950 年),华西实验区档案,09 - 01 - 00208。
⑥ 梁漱溟:《自述》,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 2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 页。
⑦ 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⑧ 协进会在兴隆场的整个活动都试图依靠孙宗禄等人来展开。 1940 年 1 月范云迁等到兴隆场考察时,最先接触和接触最
多的就是孙宗禄、蔡舜章等人;1941 年开始办理合作社时,“委员会打算重点培养孙宗禄和孙宗尧这对堂兄弟”。 由此可见,协进
会的态度具有偏向性,而这种偏向必然使其卷入地方社会的利益冲突之中。 详见范云迁《兴隆场观感记(一)》 (手稿),1940 年 1
月,璧山区档案馆藏;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第 276 页。
⑨ 范云迁:《兴隆场观感记(三)》(手稿),1940 年 5 月,璧山区档案馆藏。

I 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第 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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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璧山县大兴乡农会呈璧山县政府文》(1944 年 11 月 28 日),璧山县参议会档案,15 - 01 - 0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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