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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健 / 《兴隆场》外的乡村社会及其改造

郭安康离职,也体现了地方精英派别的跨家族特征。 在递交挽留郭安康的联署呈文时,孙、张、巫、
曹等家族成员均有参与,只是要求将郭安康撤职的主要人物巫焕荣、曹代森等没有联署而已。 ① 由
此可见,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派别已经超越了传统家族政治的局限。
地方精英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对基层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而竞争的影响则往往会表现得更为
激烈,甚至牵涉作为地方首脑的乡镇长,由此造成乡村权力格局的变动。 正如郭安康所总结的,乡
长作为乡村政治的核心人物,并不能够置身于外,“此党与职亲近,彼党嫉妒自生,任地方之责者,
实有顾此失彼之难,……地方首人之被控,固意中事也”。 ②

三、 乡村改造中的“兴隆场困境”

伊莎白和柯临清在《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一书中指出,国
民政府的乡村改造出现了地方精英的抗拒,贺萧、韩起澜在该书“引言” 中将此总结为“兴隆场困
境”。 在后续的讨论中,大多数研究者也认可“兴隆场困境”这一概念,并将其不断总结为本地人与
外来人、地方社会与国家改革之间的冲突 ,认为“在兴隆场推出的改革方案,都触动了地方权势阶
③
层(袍哥)的利益”,造成了地方社会对国家改革的抵拒。 ④
应当指出,这本书是基于“改革中的国家与地方”这一视角而组织材料的。 伊莎白在前言中提
到,其与柯临清合作后对原书稿进行了彻底修改,“把研究重点从人类学转向历史学,围绕地方主
义观念以及当地人对变革的态度重新组织调查材料。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围绕政府和农村重建项

目力图改变兴隆场的生活方式展开叙述”。 ⑤ 柯临清长期关注近代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等问题,他
的认识深刻影响了该书的分析,因此,该书应当算是基于既有的理论判断而建构起来的学术成果。
那么,我们不得不有所疑问:是否应当对“兴隆场困境”有新的认识———“兴隆场困境”是否应当被

看作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对立以及地方社会对国家改革的反抗?
在该书和相关讨论文章中,“外来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代表国家改革力量的外来乡
长,二是指参与到乡村建设中的协进会等民间力量。 对于前者,作为乡长的唐恭义、唐猷坦、郭安康
等人,在政治、经济、亲属关系等方面与大兴乡(兴隆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如果从璧山县或四
川省的范围看,这些人并不能算作兴隆场的外来人。 对于后者,地方社会对外来人并没有盲目地排
斥。 1940 年初,范云迁等人受协进会派遣到大兴乡为筹备合作社进行调查工作时,受到了时任联
保主任孙宗禄、保长程松林、前任团长蔡顺章等人的热情款待,“清早就是大鸡大肉的款待我们”。 ⑥
伊莎白等人到来之后,也被当作新加入社区的“熟识并无威胁的年轻女子”。 ⑦ 协进会的活动给地
方社会带来实际的好处,特别是在医疗、女子教育等方面,得到了地方人士的认可和支持。 ⑧ 由此
看来,外来人在兴隆场的境遇,并非想象的那样恶劣。
在乡村建设或改革过程中,确实有过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因各种矛盾而产生的激烈冲突,如平

① 《张国志、巫德清、黄治平等呈璧山县政府呈文》(1942 年 2 月 9 日),璧山县参议会档案,15 - 01 - 00339。
② 《璧山县大兴乡公所呈璧山县政府文》(1942 年 3 月 28 日),璧山县政府档案,01 - 06 - 00194。
③ 李正新:《兴隆困局中的本地人与外来人》,《读书》2020 年第 10 期,第 64—69 页。
④ 张艺英、温铁军:《“兴隆场困境”与现代化改革———〈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1940—1941)〉》,《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第 132 页。
⑤ 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序言”,第 vi 页。
⑥ 范云迁:《兴隆场观感记(一)》(手稿),1940 年 1 月,璧山区档案馆藏。
⑦ 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序言”,第 ii 页。
⑧ 伊莎白、喻锡玑:《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第 88、306、330—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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