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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 期

对于社会学调查而言,外来观察者容易“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 ① 伊莎白并未以猎奇
的眼光看待兴隆场,她强调,作为外来观察者参与到实际行动中仍可“作出可靠观察”。 不过,其调
查仍存在接触人物有限、仅限于耳闻等不足,数十年之后再对相关材料以现有理论重新加以整合和
解读,更似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模范县”,这看似有其特殊
之处,但在外来观察者的眼中,包括兴隆场在内的璧山乡村社会仅是抗战大后方社会的一个缩影,
其社区建设与活动具有较强的普遍性。 ② 因而,伊莎白的调查与论著,为我们以这个社区为个案研
究战时四川乡村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 ③ 鉴于此,本文在相关研究和档案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讨两部《兴隆场》所未展现的乡村社会情形。

一、 影响乡村权力分配的因素

在伊莎白看来,兴隆场“从一开始便以农村场镇的面目出现”,在这个乡村社区中,“权力、财富
和身份的唯一标志就是拥有土地”。 ④ 然而,在近代四川乡村社会的地方关系网络中,土地更多的
是财富的象征,并不能完全代表地主的权力、地位。 如王笛在《袍哥》一书中所塑造的主角雷明远,

就是一个社会地位高而经济地位较低的佃农。 ⑤ 与雷明远相反,大地主张久序、张吉之、张南浦、曹
耀先等人虽占有大兴乡、城南乡的大量土地 ,但他们并不是乡村中的权威人物和政治上的活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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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正因如此,民国时期社会学家蒋旨昂来凤乡调查时就认为,民众不会因“ 骤富而被升为士

绅”。 ⑦ 那么,乡村社会中影响权力分配的因素有哪些? 这需要从权力的来源谈起。
国家权力下移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性趋势,特别是国民政府对保甲制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

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因此,联保或乡镇公所的公职成了乡村中的重要身份象征。 ⑧ 值得注意
的是,某人一旦担任某个公职之后,在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乡村政治生活中,即“在社
区政治中站了脚跟的人,极易继续下去;即使在经济上已是破落户了,也能在政治活动中存在

着”。 ⑨ 公职所带来的权力延续在大兴乡就较为明显。 1943 年成立乡民代表会时,各保所选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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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代表都曾在联保或乡镇公所担任公职,如闾长、团正、保长等。 0 同年,该乡所选出的调解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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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多是乡镇公所职员,或是拥有地方公职经历的人物。 1 1949 年,为实施农地减租改革成立租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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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璧山县政府规定租佃委员会由地主 3 人、自耕农 3 人、佃农 4 人组成。 大兴乡选举出的
① 布·马林诺斯基:《序》,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② “Hometown China,”Look, Vol. 8, No. 9(1944), pp. 21 - 27.
③ 伊莎白在学术上有着开放的胸怀,2019 年伊莎白与璧山区档案馆达成合作协议,将自己所有资料捐赠给该馆,以供研究
者使用。
④ 伊莎白、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第 90 页。
⑤ 王笛:《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9 页。
⑥ 《璧山县富有粮户花名清册》(1941 年 1 月),璧山区档案馆藏,璧山县政府档案,01 - 06 - 00141。 本文所引档案均出自
璧山区档案馆,以下藏所从略。
⑦ 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乡村建设研究所 1941 年版,第 25 页。
⑧ 在传统社会中,士绅是政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控制的辅助角色。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向下渗透,地方公职身份
成为地方精英权力的合法来源,加剧了地方社会对身份问题认识的转变。 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
华书局 2008 年版。
⑨ 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第 25 页。

I 《四川省璧山县大兴乡乡民代表名册》(1943 年 7 月 31 日),璧山县参议会档案,15 - 01 - 0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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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璧山县大兴乡公所呈璧山县政府文》(1943 年 10 月 6 日),璧山县政府档案,01 - 06 - 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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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县政府致华西实验区总办事处公函》(1949 年 9 月),华西实验区档案,09 - 01 - 0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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