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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恂诚 /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阶段划分与规模度量

区,为了把东北经济纳入日本侵华战争的体系,在东北地区投资的重点是重化工业。 于是东北的工
业结构与关内形成鲜明的反差。 1943 年东北地区所产的几种重要的工矿产品均占全国相当高的
份额:煤炭为 2532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49. 4% ;原铁 170. 2 万吨,占全国 87. 7% ;钢材 49. 5 万
吨,占全国 92. 7% ;电力设备为 2098 千基罗瓦特,占全国 83. 3% ;水泥 150. 3 万吨,占全国 66. 0% ;
硫酸铔 9. 2 万吨,占全国 69. 0% ;苏打灰 5. 9 万吨,占全国 60. 0% ;机械 5. 5 亿日元, 占全国
95. 0% 。 ① 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基础的薄弱和工业结构的落后。
从 1935 年起南京国民政府也进行了一些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项目投资,但未能在全面抗战爆
发前建成投产,战时又受到破坏。 刘光第在总结 1949 年中国工业的结构特征时说:“华东轻工业远
比重工业为大, 华 东 轻 工 业 约 占 全 国 总 生 产 力 70% 左 右, 上 海 约 占 华 东 70% , 占 全 国 50%
左右。” ②
这样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 一个未经全面转型的社会,政治腐朽,
各级政权滥征苛捐杂税,各个地区彼此处于行政性分割状态,科学技术远未普及,受高等教育和专
业训练的人才缺少,这些都是工业薄弱的根本原因。 而买办、商人、钱庄主等投资工业,固然体现了
其勇于进取的精神,但又难免受其固有弱点的局限,如科技水平低,管理能力差强人意,不太能与外
姓人士合作等。 这些投资人所熟悉的,除了他们赖以起家的商业和服务业之外,在工业方面大多局
限于外商在华棉纺、食品等行业的企业。 而外商在华少有高技术、重工业的投资,即使有( 如电
力),也完全聘用其本国人才担任技术和经营管理要职,中国人很难仿效,加之中国的投资人一般
并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 这是我们在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规模进行度量时需要认识到的。
罗斯基对叶孔嘉、刘大中、珀金斯、许道夫、王业键、巫宝三、卜凯、黄宗智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
综合和修正,得出了比较完整的全面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宏观数据,是迄今为止国外学者中

做得最细致和最完整的,如他所做的全面抗战前中国 GDP 增长率和指数的经修正过的数据表。 ③
罗斯基基本上是用衡量西方国家 GDP 的方法来衡量近代中国,他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一
书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是重视工矿交运业,重视货币金融业,而轻视进出口业和商业。 在他的
研究中,中国似乎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外商和外资的进入只是为了帮助中国的经济进步。 他在

该书中写道,“一些研究者宣称轻易允许外国商品(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只缴纳象征性的关税)
和外国资金(根据 1895 年《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自由地投资采矿业和制造业)进入中国,阻
碍了中国近代部门的发展,并给工业发展留下了结构和区域不平衡的后遗症。 这种认为自由贸易
必然阻碍工业化的论点,很难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明治时代的日本和现代的香港地区等成功经
验相吻合”;“外国企业经常在中国新工业的发源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中国经营者正是从对外国
商业模式的观察中找到了有利可图的销售机会”。 在他看来,外商和外资只是“在中国新工业的发
源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④ 当然,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 笔者也承认外商和外资对中国经济有
“催化”或示范引领的一面,但决不局限于此。 外商和外资最主要的历史作用并不是对中国民族企
业的示范引领,而是要把中国经济塑造成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样式,它们并不基于在中国发展制造业
及独立的工业链,而是特别注重发展进出口贸易、西方垄断企业的在华销售系统及配套设施。 罗斯
基的著作在这方面毫无关注,这是由研究理念所造成的空缺。

①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资源及产业》下卷,中国文化服务社 1947 年版,第 129 页。
② 刘光第:《解放以来的上海工业》,《经济周报》第 10 卷第 21 期,1950 年 5 月,转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四
辑,第 43 页。
③ 托马斯·罗斯基著,唐巧天等译:《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4—325 页。
④ 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第 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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