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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恂诚 /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阶段划分与规模度量

第一阶段:1840 年至 19 世纪 60 年代初。 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强加于中国,把中国纳入由它们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中。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英国打败后,先
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规定中国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5 处为通商口岸;规定中国关税“值百抽五”;规定英国有领事裁
判权;规定英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可以租地建屋,永久居住等。 随后,美国和法国分别同清政府签
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外英国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全部特权。 其他
西方国家也都先后援例同清政府缔约,取得了不平等的在华特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
又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外,开放汉口、南京、天津
等 11 处为通商口岸;规定外国船只享有中国内河航行权;确定一次性子口税制度,子口税税率为
2. 5% 。 这样,列强一步步深入地获取在华不平等特权,构建了对华贸易的制度体系。
第二阶段:19 世纪 60 年代初至 1911 年。 这一阶段中外双方激烈博弈,西方对中国强化控制,
而中国则谋求自强。 洋务运动时期,博弈的双方是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清末新政时期,博弈双方则
是中国企业家与西方列强。
西方列强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继续扩大和深化对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权,这由两
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一是交通和通讯方式的革命性进步,二是西方各国经济的发展。 苏伊士运河
通航缩短了欧亚间的航线,轮船代替帆船以及轮船本身的改进,缩短了航行时间且增加了载货量,
这些对国际贸易都是巨大的促进。 特别是电报的发明,极大地加速了讯息的传递,无疑是当时最伟
大的技术革命之一。 这使英、法、德、美等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和定价能力大大加强,被发展
经济学家刘易斯称作所谓的“核心国”。 西方列强,包括后起的日本,对于争夺国外市场都是不遗
余力,它们谁也不愿意在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力中落于人后。 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根本目
的都是为了控制和利用中国市场,攫取掠夺中国的权益。 《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通
商口岸设立制造业工厂。 由于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中国丧失的权益越来越多,中国市场越来越被
西方列强所操控。 近代中国作为西方国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进一步

强化。
与此同时,腐败颟顸的清政府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是非常不希望完全受控于西方列强
的。 他们渴望自强,希望握有对外关系的主动权。 在经济领域,他们渴望迅速改变完全受制于外人
的落后局面,因而有洋务运动的发动。 清政府先是投资军事工业,继而创办民用工矿、航运企业,试
图与列强博弈争锋,但都未能成功。 他们并未认识到,自强对一个国家而言,必然是一项浩大的系
统工程,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或革命)和转型,而不单单是几杆枪、几门炮、几条船所能决定
大局。 洋务运动的意义在于清政府通过这样的尝试最终改变了经济政策,即从政府投资、政府控制
转变为鼓励民间投资、民间自由经营。 这也是清末新政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内涵。 新政在经济领域
取得一定效果,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工人对发展本国经济做出了贡献。 在这轮博弈中,西方列强在中
国的强权地位虽然得到加强,但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工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三阶段:1912—1931 年。 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是进口替代的棉纺织工业与新型城市化的加
速发展。 英美两国棉纺织工业的投资人很早就有在华设厂的意愿,甲午战争后又率先在上海设厂,
因为在中国设厂制造,可以节约人工成本和运输成本,且产品更便于销售。 但这时英美两国都不再
是以棉纺织工业作为本国工业发展主导产业,只有后起的日本,棉纺织工业仍是其国内经济的主要
产业之一,所以日本成为这一阶段在华外国棉纺织工业的主要投资国。 同时,华商在这一阶段对棉
纺织工业也有大量投资。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的集聚和增长带来了衣、食、住、行一系列的消费需求,多层次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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