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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成本的原则又势必演化出依赖市场的运作方式。江广在维持较低起运额数的基础上đ 将
漕粮的买、 运、 交各环节外包于招商局đ 交由盛宣怀、 朱其昂等人一手经理。区别于江浙之处在于đ
江广漕粮以省为单位交招商局集中采买đ 以三河为主要采买地。江浙漕粮则部分来自征收đ 部分由
州县各自采买đ 非由招商局完全主导。可见đ 江广的采买海运是一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运作模式。
然而đ 同光年间江广的交仓漕额đ 至多恢复了太平天国战前每岁 90 余万石中的 13 万石。这些
北运的米粮还多次改解华北、 东北đ 以充赈济之需。这说明江广漕粮对于京师仓储的意义相对有
限đ 其作用远不及同期的江浙đ 后者每岁海运 120 余万石。从同治后期全力促使江广恢复本色起
运đ 到 1894 年以降主动停办两湖采运đ 二十余年间户部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至 19 世纪末đ
即便是对仓储最为谨慎的司农也认为đ 在维持江浙漕粮的基本保障下đ 京师的粮食供应可以更加多
元化、 市场化的方式实现đ 江广漕运支应京仓的贡赋意义因此被消解đ 三省漕粮收入几乎完全改用
于偿付赔款与外债。
相较于江浙đ 轮船招商局对于江广漕运的意义更为关键đ 不仅在技术层面đ 更在组织与运作方
式上đ 改变着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态đ 使三省以新的方式恢复了本色起运。但与此同时đ 江广的采买
海运仍在官僚制度下运行đ 历届奏准续办、 经费支销、 人员保奖等重要环节依然按照官僚行政的逻
辑、 由督抚主导。在此过程中đ 江广大吏是否认可招商局追求利润đ 并提供经费、 人事方面的保障đ
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与盛宣怀的个人关系đ 而非制度的保障。 ① 因此đ 我们既需关注招商局带来的漕
运之变革đ 也绝不能忽视官僚体制下此种变革之限度。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如何与官僚体制的运
行互相嵌合与影响đ 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方式đ 这是理解晚清漕务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

( 责任编辑: 潘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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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为研究对象， 通过展现陕甘宁边区、 晋察冀边区、 晋绥边区、 山
东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边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的不同面相， 以及在救国
公粮的保管、 运输和支付上的不同做法， 阐释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过程中呈现的复杂的实
践形态， 既呈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同， 也希望呈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 该书倾
向于认为， 中国共产党在征收救国公粮的过程中， 强调基层动员的作用， 充分利用村庄、 宗族等既存资
源加以改造， 并倡导实行统一累进税， 平衡各阶层负担， 同时开展减租减息， 赋予减租减息以补偿救国
公粮而减轻农民负担的新使命， 从而获得了华北根据地民众的支持。在研究取向上， 该书努力追求在
研究空间上从救国公粮研究的视角打通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研究， 从研究时段上把苏区革命研究和抗
日根据地研究加以贯通。该书值得从事抗日根据地史以及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关注。

① 黎志刚指出， 近代商法出现之前， 李鸿章政治大员的庇护对于招商局的发展颇为重要。黎志刚 : 《黎志刚论招商局》，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本文发现， 李瀚章、 王文韶等督抚的庇护对招商局的采运事务颇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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