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杨卫华/抗战时期中国对德意传教士的控制政策与地方实践

其中3名女传教士在12月因病保释返芷。另一是1942年10月洪江费恩德（E. Witt）、何伦卫
（0. Hellenweger）案,因军委会定其有间谍嫌疑而送阳朔收容所，其家属2人自愿同样处理。①后桂
林战事告急,阳朔敌侨先后被撤退到贵阳和重庆，费恩德、何伦卫、包格非等经内政部许可释放，在

渝自由传教。②此三案均为德籍教士，因间谍嫌疑与普通敌侨一样被收容,但均未彻查,只是为保
万一被收容,从结果看尚属宽容。
与意籍传教士不同,德国传教士在战后须受新颁《德侨处理条例》的制约,除少数回国外，每人
须提交本会负责人担保书,报外交部批准，才能继续传教。比如在云南,1946年8月云南中华基督

教内地会会长李燕卿和内地会总会英籍会长华福兰（Frank Houghton）为冯义根（Eugen Fink）等26
人提供了担保书。③在甘肃，濮登博和天水教区主教侯德明也分别为其教区的55名和49名德国
传教士提供了担保书。④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到1947年才完成，而对其战时控制也趋向终结。

结论

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与德意关系恶化，作为在华侨民主体的德意传教士陷入尴尬。因他们散

居中国各地，中国官民特别是地方军政当局,非常担忧他们充当日本间谍，给军事和国家安全带来
威胁，因此频繁指认他们通敌，致使间谍嫌疑案频发。尽管这些案件因均未彻查，难以确定间谍行
为的真实性，但在战时特殊情境下,中国官民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在断交前这引发德意驻华使

馆的强烈抗议，而以外交部为代表及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府中枢，也为避免引发国际纠纷,把德意
推向日本，在秘密监视的同时，并未对德意传教士采取强制措施。
但这种间谍忧虑直接影响到宣战后中央控制政策的出台。在政策制定中，天主教中外神职曾
参与意见，国民政府考虑到国际惯例、教廷关系及在德意华侨安全，出台了不同于普通敌侨的宽容

性差别化政策。而在法令公布后，于斌及教廷代表等又借中梵建交换使,成功促使国府调整法令,
使管控政策更趋温和。当然，这也遭到中央部委特别是地方军事长官一定的抵制，所以法令及其变
化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而在中央政策走向地方实践的过程中，受各地战争态势、地方教会生态等

各种因素的制约，各省控制宽严不一，再加上于斌等中外神职频繁插手地方事务，致使部分省份政
教各方形成一定的张力甚至冲突，使地方控制趋于复杂化，也导致中央政策在地方实践中走样变
形，呈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总之，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政策落实，都呈现中央各部委、地方军政当
局和中外神职间多元权力格局的博弈,并非简单的法令执行问题。不过总的来讲，国民政府较为妥

帖地处理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既未因此事增添外交的困难，也没有过多影响德意传教士服务中国的
热情，更重要的是，军政当局一直忧虑的间谍问题并没有成为现实，而酿成严重的军事后果。

（责任编辑：葛夫平）

① 《处理敌侨报告表》（一），外交部档案，11 -32-99-10-032。
② 《处理敌侨敌产》（二），外交部档案，11 -32 -99 - 10 -039。
③ 《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王占祺与外交部往来电文》（1946年8月），外交部档案,11 -32 -99 -10 -040。
④ 《甘肃省政府与外交部往来电文＞（1946年3月一6月），外交部档案,11 -32 - 99-10 -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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