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2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魏兵兵/从抗捐到参政: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上海公共租界的华洋关系

晰阐述其由来。研究者多不知晓暂行办法系工部局方面主动提出之内情，更没有探究其提出的缘
由和根据。①只有结合中外史料全面考析相关各方互动的经过，才能理解华洋双方何以能够最终
达成妥协的原因。

1928年4月10日，纳税华人会选举加入工部局代表，贝祖诒、袁履登和赵晋卿当选华董，林康
侯、李馥蒜、秦润卿、黄明道(因故拒任，后补选徐新六)、陈霆锐和钱龙章当选华委。各华董和华委
的职务经纳税华人会分配后，由工部局专函聘任。19日、20日，华董和华委先后就职，华人正式开
始参与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管理。这标志着上海公共租界的政治体制由外侨治理转变为一定程度
上的华洋共治，本地华洋关系随之进入新的时期。

结语

从围绕加捐案紧张对抗到合作共同管理市政，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上海公共租界的华洋关系经
历了急剧演变，其间过程跌宕曲折，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事务的国际性和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所
言,“任何一演进或变故，必有其秘而未宣之背影”。②前人相关研究的视野多侧重于华人团体的公
开活动，未见全豹。本文详细梳理华人团体与工部局之间或公开或隐秘的互动和交涉，并注意中外

政府和关键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求尽量完整呈现和阐释事件的演进轨迹。南京国民政府的
成立和国民革命时期上海公共租界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尤其是大众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国民党
组织的活动——无疑是华人团体掀起声势空前的反对工部局加捐运动，继而提出华董多数席位的
要求且坚持立场颇久的重要背景。南京政府与西方列强关系的整体态势，则是促使华人团体和工

部局由对抗走向妥协，最终解决长期悬置的华人参政问题的主要原因。
综观华人团体与工部局的互动和交涉经过，不管是在加捐案还是华董问题上，双方的原则立场
都相去甚远,几无调和余地,但又每每在关系高度紧张之际调整姿态，避免了冲突的爆发,并最终达
成妥协。华洋双方都表现得相对克制,除因各自内部不乏温和意见外,主要还是由南京政府与列强

之间渐趋和解的关系决定的。一方面，新成立的南京政府为争取列强的承认,采取较武汉政府更为
温和的对外政策，对反帝民众运动的态度渐趋消极。③在此背景下，华人团体中虽始终存在较为激
进的力量，但除了最初反对加捐的短暂罢市示威外，并未采用全面罢市或其他激烈手段与工部局对
抗,而是不断寻求通过交涉解决矛盾。另一方面,国民革命期间,西方主要列强调整对华政策,以迎

合中国朝野的民族主义诉求。这使得工部局在处理华洋关系时有较多顾忌,没有一味强横贯彻自
身意志，而是与各方沟通协商并适时收敛强制措施，最后在英国外交部的推动下主动寻求与华人团
体妥协的方案。
就最终的结果而言，华人团体显然比工部局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在当时环境下，华人团体对华

董席位的要求固然未免期待过高，但南京政府无法在外交上予以有力援助，也是重要原因。外交当
局交涉不利，迫使华人团体与处于强势的工部局进行地方协商并一再退让，最后“于委曲求全之

① 笔者见闻所及，仅英国学者杰逸(Isabella Jackson)指出了工部局董事会主动向华人提出暂行办法的史实，但其所称提议
加入6名华委的说法不确，亦未论析暂行办法■产生之原委。Isabella Jackson, Shaping Modem Shanghai, p. 76.
② 张忠线:《读姚译颜惠庆英文自传感言》，颜惠庆著，姚瘠龄译:《颜惠庆自传》，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30页。
③ 7月中旬，南京政府令上海当局发出布告，称外交问题由政府负责，民众应停止一切排外的“幼稚行动”，否则"严行惩
办”。《沪当局布告审慎对外》，《申报＞,1927年7月22日，第4张第13版。虽然该布告主要针对当时上海民众的反日运动，但正
如巴尔敦所言，它势必也会使华人抗捐的声势受挫o Barton to Lampson, July 24, 1927, The National Archives,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 F0371/12508, F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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