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3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6期

中,万分委曲”①地接受了参政的暂行办法。相形之下,工部局在与华人团体和中方外交官员的交
涉中始终保持了相对强硬的立场,拒绝增加华董席位;即便最后迫于压力调整姿态，也仅提出加入
华人委员作为变通方案。期间，英国驻沪领事巴尔敦的支持十分关键。无论是面对中国朝野的强

烈抗议，还是面对英国外交部和驻华公使的迭次催令,巴尔敦都极力维护工部局的立场。在其主导
下，驻沪领事团也基本站在工部局一边。正是因为有领事团作后盾，工部局才得以坚持立场，最终
仅向华人方面稍作让步。工部局的强硬态度和蛮横举措以及巴尔敦的袒护包庇，明显阻扰了英国
对华“新政策”的贯彻。伦敦外交部官员对此颇有微词,但得知华人参政暂行办法可化解上海公共

租界政治危机后，亦表示满意。②可以说，华洋双方折冲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在外交层
面获得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对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抗争和交涉提供有效援助,双

方的关系却渐趋密切。外交当局因将华人参政视为收回公共租界利权的重要途径，自然重视纳税
华人会和华董的作用。租界华人要进一步提高参政权利，亦有赖南京政府的支持。而工部局和领
事团不顾华人的强烈意愿，始终拒绝考虑增加华董席位,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华人团体对南
京政府的向心力。1928年4月3日纳税华人会召开代表大会，报告与工部局交涉结果，外交部次

长唐悦良应邀与会并发表演说,即颇具象征意义。③此后,纳税华人会和华董为南京政府收回公共
租界利权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其中华董的角色尤为重要，以至于外籍董事认为他们似乎成了
“中国政府与董事会进行对话的中间人”④，英国公使蓝普森甚至将华董视为“中国政府和国民党

的政治工具”。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上海公共租界华洋关系的演变对该租界与南京政府关系的深
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葛夫平）

① 《纳税会今日选举华董委员》，《申报＞,1928年4月10日，第4张第13版。
② 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工部局的强制征捐措施"非常专横”(very high-handed)，"任意擅权”(took: a very liberal view of the
power they might exercise)，并批评巴尔敦有意隐瞒不报° Minute by Joller, August 3, 1927, The National Archives,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 F0371/12508, F6440 ； Minute by Joller, January 4, 1928, The National Archives,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 FO371/
12508, F9531.
③ 《公共租界华董问题之结果》，《申报｝,1928年4月4日，第4张第13版。
④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4册，第520页。
⑤ Lampson to Chamberlain, July 7, 1929, Robert L. Jarman ( ed. ) , Shanghai: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42 — 1943:
British Government Recor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ity, Vol. 16, p.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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