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姜 涛/再造党军：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与青年军

三、由“从军”而建“新军”

蒋介石对运动充满着期待，而党内怀疑的声音却并未随运动开始而消逝。一些质疑甚至上
升到对体制的思考。譬如,有党员持怀疑与惧怕的态度，“以为将来政府与党恐不能控制此一新
武力,不免成为政府与党之致命伤者”。论者甚至指涉国民政府将步晚清政府的后尘，被新军反
噬。①当时，这种担忧在国民党内似非个例。早在运动酝酿时期，甘乃光便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与早期黄埔军校相比较，认为黄埔时代“虽处广州一隅，而全国思想界已完全接受本党之主张，以
军阀之暴，更足促使全国青年热烈从军,投考黄埔以打倒军阀，故北伐得以迅速完成”，而“今日则
反是,以政治之黑暗,官吏之贪污，虐待士兵，扣刻〔克〕军饷……假如智识青年鉴此环境,必更增

加反感,走向反动之途,清末之新军，可为殷鉴”。②这种担忧与反思的背后,实则向我们透露出两
层推定:一是这些党员认定国民党执政的不得民心与党力的低下,害怕任何偏离既有科层体制的政
策或运动,将不受控制;二是他们已主动将从军青年划定为新兴势力,并且认为他们是对旧体制有
破坏力的外在组织细胞。而蒋介石恰恰认为通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组建新党军，能够由外而内地

巩固其权力。
当然，蒋介石身边的亲信更能理解并认可运动背后的动机,也对此充满了期待。作为政治意义
远大于军事意义的运动，他们并非如寻常般机械性地向下传达领导意志，而是努力使自己投入运

动。譬如唐纵认为侍从室公务沉闷，愿意脱离杂务,投入到从军浪潮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林主
任为此商议侍从室亦应有人应征,余乃首先签名。我真愿意应征,侍从室工作太厌倦了 o ”③唐纵身
居侍从室组长要职，自然难以成行，但他内心暗涌的微澜提示我们这场运动不同以往。侍从室主任
陈布雷受限于年龄无法报名，但对其子嗣响应号召从军十分兴奋。“今日积迨（陈布雷之侄——引

注）报名入伍，参加驻印军训练,此为我家子弟从军之第一人，念其平时缄默寡言,而富有爱国情
感，临事决断，一往无前,四弟可谓有其子,抑亦我家之光荣也”④,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此后，陈布
雷又为他儿子的犹豫不决而苦恼,“与皓儿谈话,彼热心于出国进修，似将改变其入伍从军之志愿。

习俗移人，不免一叹”。⑤陈布雷在其日记中少有私情的流露,加之侍从公务之繁忙,能如此重视自
家子嗣在运动中的表现，投入心力，从侧面反映出其对从军运动的重视。陈布雷不仅借此表现对蒋
介石的忠诚，也期望对下能做出表率。
另起炉灶，再建新党军，一方面需要引进新人，输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从军兵员、干部的动员、

组建与训练的模式也必然要区别于以往国民党军的沉闷与惰性。从军大会中，蒋介石当场宣布让
其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首先报名,蒋经国最终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党魁的表率与督责，使在场国
民党高层也不敢懈怠，梁寒操（宣传部部长）、马超俊（组织部副部长）、胡庶华（三青团副书记长）
也当场签名志愿从军。⑥此后不久，诸如张群、顾祝同、罗卓英、杨森、祝绍周等省主席以上的人物,

①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1944年10月18日，第864页。
② 《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9月27日，第386—387页。张治中也有类似的回忆，“在国民党内部有人表示特别顾虑，
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中说：'我们政治是那样腐败,这里面一定有共党分子参加，现在要把这些知识青年集合起来，给以武装,是很危
险的！不看满清末年创建新军，最后就为新军所覆没的教训吗？《张治中回忆录》，第374页。
③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10月15日，第465页。
④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43—1945））,1944年10月15日，第729页。
⑤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43—1945）》，1944年11月14 EJ,第735页。
⑥ 《发动智识青年从军中央连日举行会议》，重庆《中央日报》，1944年10月1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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