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三期

张太原 / 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

别是其所反复强调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和方法” ，明显取自域外。 但是，“社会—国家” 作
①
为一种研究范式，“同样存在局限或不足”，特别是“重社会、轻国家，或在注重微观研究的同时忽视
对一些宏观问题的关怀”。 ②
有域外华人学者梳理了 20 世纪各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近现代史书写，得出一个结论：
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治合法性服
务的历史。 ③ 这样一个带有“理论” 性的归纳似乎同样掩盖了不知多少丰富复杂的历史面相。 比
如，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中国近代史领域，还是中共党史领域，“还原历史”“求真”都成为一种专
业追求，当然程度和方式往往因人而异，倒不一定是学科差异。 革命史书写由原来直接服务于现实
斗争，由现实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走向了学术化、学科化，尽管名称隐而不显。 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史
上的中共革命自然变得不再那么线性化、脸谱化、“高大上”，而呈现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恰似有不
符合“现实议程”的一面。 除此，非革命史领域的研究，所揭示的革命对象也与原来大为不同，简单
地说还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方面；而中间地带的人或事，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更显得近乎情理。 这本
来是学术研究中一种自然的呈现，历史本然复杂性的再现。 然而，研究中所呈现的革命的“问题”、
革命对象的被肯定之处、非政治领域的超然平和，在溢出学界走向社会，特别是被夸大和炒作以后，
自然会对原有的基本的历史认知产生一定的冲击。
并且，学术界确也曾有一些否定近代革命的倾向。 更甚者，学界似乎还曾有过这样一种风气：
不揭露一些与传统主流观点相悖的问题，好像就显得不够客观、不够中性、不够真实。 那么，蕴含着
这样一些价值倾向的史学作品走向社会以后，可能会对历史中形成的思想理论产生更大的冲击。
加之，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着拿历史说事、以历史否定现实的势力。 由是，基于对某种现实的不满，各
种想象性美化过去的观点就出现了，所谓“国粉”“民国粉”也缘此而生，这自然是需要设法纠正的。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的时代呼唤历史研究者从纵深的历史视野特别是近代革
命的视野来观照当下中国，并从革命历史中发现和提供下一步发展的启迪；新的社会发展也激发研
究者从近代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 另一方面，革命史教育功能的突出强调和发挥也是
革命史研究的极大助力。 比如，“四史”教育提出及“党史教育”活动开展以后，各高校纷纷成立相
应的专门研究机构，即是一种明证。
正是在学术演进与时代变迁交相辉映这般场景下，“新革命史”研究逐渐兴起。 主要提倡者曾
明确表示，“必须承认，中共革命史研究与其他历史领域的确有一定的区别，它本来就有比较强的
政治性”，“新革命史”的研究指向是“寻求政治与学术的统一性”。 ④ 可以说，“新革命史”的提出，
既是试图与传统革命史观相区分，也是与非学术的偏激性的“拿历史说事”划清界限，更主要的是
对社会现实导向的一种主动回应，致力于学术与现实“打成一片”。
世界上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现实的政治场域和社会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自称投身
“新革命史”研究的年轻人，“以外来为新”，生搬硬套，反而对既存的大理论、大的问题意识视为老
套而置之不顾，致使偏于一途而不自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空间是稳定而开阔的，尽管有时会受到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 绝大
多数学者似乎也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从近代走到今天，着实不易；革命毕竟改变了国家，改变了社

① 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11 期，第 100 页。
② 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历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217 页。
③ 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 2013 年版，“封底”页。
④ 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 年第 2 期，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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