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7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曾业英 / 蔡锷 1910 年为何在广西蒙冤遭驱？

二千余两之多”，就控告其余实归蔡锷“吞没”。 又如，不知当时的“报销月册定章”，是“次月初十
日前后发出，每册四份，一呈抚署，一存粮饷局，一存兵备处，一存财政局。 本年夏季以前报销，早经
财政局汇造达部”，就控告蔡锷“侦悉本局提议纠举其种种劣迹，已雇备书记十余人，将前后报销数
目更改，日夜赶办。 而收受其呈报数目之各局署，又多半系其心腹之人，是不难任其窜改掩饰”，要
求“护院迅速将前后报销数目抄送一份至”谘议局。 再如，咨送何锦其人北上考试的是张鸣岐，悉
力造就他的是速成学堂，待其毕业后咨送他回桂服务的是陆军部，详请派其充任差遣员的是蒋尊

簋，“培植之、造就之、委用之之人皆不得而私之”，唯独偶经蔡锷一用则成了蔡锷的“私人”。 还如，
不调查清楚甄别干部学堂第二期生，蔡锷是奉张鸣岐“面谕”行事，又经覃鎏钦等将成绩总表核定，
传集第二期科长、区队长，“调取试卷及学生品行考语，择其品行陋劣、体格孱弱、学术科在八分以
下者□名，推校不厌，详审磋论五六时之久，彼此意见佥□[同]，毫无疑议，乃将榜案决定。 在审查
成绩，决定去留之际，并不知所谓籍贯也。 就甄别二字之定义，更不能于成绩优劣之外，而参以他项
意见也。 甄别全案俱在，可以复按”，就控告蔡锷是为了报复曾在学堂集议驱逐他而不得的学生，
故意“借甄别为名，妄将多数学生开除”的，等等，真的是太不择手段，太拙劣，太可笑了。 而且稍有
点政治常识者，皆知任何人的官职任免均非自我所能决定，但广西谘议局却控告蔡锷“兼练军无数
之重要差委，已为陆军部所不许”，甚至提出“就蔡锷之罪而论，杀之可也，严办之可也。 若惟予以
宽大，使之辞去而止，则恩情虽厚，大非所以戒后来，而维持军政也”，就不只是蛮不讲理的问题，而
是谘议局中一些人争权夺势阴暗心理的大暴露了。

结 语

现在可以依据历史的实际，略做以下几点小结了。
第一，亲历者的事后回忆既然多有偏差，当然也就不能以此为据，认定蔡锷真就没有所谓革命
的“味道”了，哪怕是“表面的”。 可是，今天却有人据此提出，蔡锷在“远大理想被国民性格和集体
意识打了折扣”的时代，“为了避免猜忌”，而“修正理想以适应现实”，采取了“同流合污”的“最简
单省力的自存之道”，并将其提升到所谓“当远大理想被国民性格和集体意识打了折扣，是修正理
想以适应现实，还是改造现实去实现理想，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一直在探索和思
考的问题”的认知高度，便是不可取的以讹传讹了。 尽管其说也仍然旨在说明蔡锷没有革命“味
道”，也只是“‘表面的样子’，他始终是独立的……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同，不会被违背自己原则的风
气同化，这份坚持在官场中尤为难得” ，也是欠妥的。 因为这是从虚设的事实中推演出来的所谓
①
“难得”的结论。 何况这种“同流合污”的“自存之道”，还是历来不为传统社会所认同的。
第二，1910 年 10 月的广西“驱蔡”风潮，并不是“广西同盟会支部年轻的盟员们掀起”的，真正
的策源地不在广西同盟会支部，而在广西谘议局。 如蔡锷所说，抛出他所谓“十大罪”的谘议局议
员，才是这次“驱蔡”风潮的“主谋”。 因为他们在干部学堂学生罢课出校后的第二天，就“提议查
办”蔡锷，又神速通过“决议案”，“备文申送抚院，并电北京同乡”，且由议长前往抚院“力言总办不
去，学生不肯回堂”。 特别是这份学生罢课后仅仅两天就交出的所谓蔡锷“十大罪”的决议案，更可
说明是他们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 因为如上所说，该案内容涵盖了上起 1908 年 6 月下旬，下至
1910 年 10 月初三个年头的所谓“十大罪”，内容无所不包。 而这些经广西控辩双方之外的第三方
查证后，被证实皆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所谓“十大罪”，时间跨度之长，所涉地域之广，单位之

① 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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