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鼠疫围城

|借微光开凿隧道，只为找到那团火

——记者南香红和她的细菌战

采写：张畅
在《细菌战、王选和我》中，南香红提到了自己2005年完成《王选的八年抗战》最后一次校对的情形：

“我当即把家里所有的有关细菌战的书籍、材料整理了两大包，拖下楼，塞进了地下室。回到楼上洗了澡，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洗了一
遍。在整个写书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鼠疫菌。”
这一系列具有仪式感的动作，仿佛在宣告某种告别——同细菌战这段充满了肮脏、丑恶、痛苦、血泪的历史告别，不再看，不再想，不再
关心。
然而，南香红没有就此停止。她已经开始写下一本史料更详实的关于细菌战的书（暂定名《中日：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就在接受本次
采访的前两天，南香红还在读日本陆军中将、浙赣会战日军第13军司令泽田茂的战时日记。泽田茂虽然曾在日军参谋总部的命令下，对中国军
队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他不反对化学武器，却反对实施细菌战。
据《井本日记》记载： 1942年5月30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少将发出有关细菌战的《“大陆指”和注意传达》，这是参谋本部正式
发出的实施细菌战的指示。6月15日参谋本部作战班长辻政信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讨论了细菌战。第二天，1942年6月16日，泽田茂在他的
《战中日记》中记载：“辻中佐称，大本营考虑要使用石井部队，（我）陈述了反对意见却被搁置，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而且不
知利与害，给我方防疫上也带来麻烦，还将牺牲山区、田园百姓，何益之有？”

“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
南香红重复了一遍，一字一顿。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如同一场魔咒，这句话将细菌战遗留至今日的巨大灾难成功地预言，不幸一语成谶。

一、“可能也是我陷进去了”

2002年，南香红在北京《南方周末》做记者，广州的编辑部给了她一个关于细菌战的选题，让她去采访王选。那时，南香红并不了解细菌
战，只有一点731部队人体解剖的知识。当年9月，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她第一次见到王选。她为这一极端残忍的战争手段感到震惊。

之后的十三年里，南香红再也没让细菌战离开过自己的视野。
十年前，她完成了她的第一本书《王选的八年抗战》。今年，她每天八点钟起床，梳理史料、整理录音、查阅资料到中午。吃一口简单的
午饭，接着整理和写作，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只要没有什么必须要她去完成的要紧事，她都会在书桌前稳坐。

这次写作，对于南香红而言不同于往常，既不为了完成采访任务，也不单纯为了开启一个新鲜的话题。
谈及究竟为什么花费心血再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南香红讲述了下面这些缘由：
过去的20年间，围绕细菌战的诉讼开展的调查，以及民间对战争的控诉和反思是战后唯一的、迟来的大规模的控诉。针对战争资料的解
密、整理、记录和历史的修补，德国在战后便开始进行。日本则起始于50年代，完成于90年代。唯独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氛围。最初由日
本人发起的这场诉讼，本身就是一个机缘。没有这个机缘，细菌战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而没有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发于民间的、公民式的反
思，就不会形成对战争的正确认识。如果中日两国之间该“友好”，还是该“仇恨”的掌控权仅仅在于国家，中国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反战和
平的力量。对日本的态度也只能停留在民族主义情绪指引下的破坏性事件。
目前，虽然国内有几本关于细菌战的书，但还是很零星和浮浅。在学术界，细菌战问题并没有形成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受害事实还没有搞
清楚。在记录方面，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对20多年的围绕诉讼、调查和战争反思的记录。

南香红在采访87岁的鼠疫幸存者李宏华时，这位在湘西剿过匪，在朝鲜上甘岭守过无名高地，埋伏在身边的两个战友都被炮火炸死而他独
活下来的老兵说：“战场上是国家对国家，军人对军人，枪对枪，炮对炮地打，这个没动枪也没动炮，但一死死一片，都是无辜的老百姓，这
和普通的战争太不一样了。”李宏华家族和邻居在细菌战鼠疫中有16人死亡。
细菌武器攻击到底是什么的情景？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是二战中唯一一个被大规模地进行过细菌武器攻击的国家，也
是人类细菌武器最大的受害国。这个案例对于反思战争、警醒人类的意义非比寻常，类似约翰·赫西（John Hersey）在《广岛》中展现的核武器
那样，这是一次工业社会的恶魔攻击农业社会，是全人类都要反思和吸取的教训，揭露、记录这段丑恶的历史，是中国受害者对人类和平的贡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