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鼠疫围城

他们是成千鼠疫患者中的幸存者，他们说，像他们这样得了鼠疫没有死的人，在石公桥周家店这一大片区域只有9个人，而死去的人是
3344人。当我前去采访时，仍然还活在世上的只有7个人。

我见到了他们中的五个，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也是一个奇迹，生命穿过了悠长岁月，停泊在最后的港湾里，一起回首曾经的惊涛
骇浪。

“用细菌杀我们的事怎么能冲淡呢？”

王华璋，1922年生，今年93岁。世居石公桥乡王家桥村。

王华璋现住在常德和生源尊老院里。他向我们解释，是他自己坚持要来尊老院的，女儿因为要照顾上学的孙子，他一个人在家里，房子很
大很空，住在这里大家都省心一些。
93岁的王华璋是个瘦瘦的和善的老人，行动还能自理，可能是因为中过风，说话有点拖长音。在养老院打饭的铁皮车推过过道水泥地的巨
大噪音里，他说：“日本死都不认帐，安倍更硬，默克尔的风格我很赞赏”。他是想和我们讨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日本之行。
“所有的国外首相对战争的看法，我都关心，都知道，我看电视”。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磨损厉害的小本，上面用很小的字写着默克尔劝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就历史问题认错的内容。他说，对他来说，细菌战，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成为过去，因为日本人没有道过歉。

“1941年日本人在常德空投鼠疫的时候，我19岁，第二年在石公桥鼠疫大流行，我20岁了，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石公桥离常德30公里，日本飞机偏一下就到了我们这里，投了谷米、棉絮。1942年9月（农历）深秋时，石公桥出现好多死老鼠，白天
天气晴朗时，它们也在街上缓慢爬行，不晓得躲人。米店鱼行里死的最多，拿撮箕撮，当时不知道是鼠疫。
我家原来住在石公桥西北公里的乡下，1942年时家里有5个兄弟，2个妹妹。读了几年私塾后，母亲安排我习商，到石公桥北横街的熊
三顺绸布南货店做学徒，那一年我13岁，几年出徒后，就到同一条街上的‘大德昌’绸布店当采购先生。我虽然年轻，但不打牌不喝酒，
得到老板彭偑陔的信任，我把一船船的稻谷运到长沙、武汉卖掉（一船一千多石），换钱采购上海工厂里出的哔叽（一种当时流行的高档
机织布料）、纺绸运回来。老板很信任我。
10月中旬的时候，北街开始死人，那一天吃过晚饭，街上突然沸腾起来，和我们在同一街的丁长发鱼行里家里加上雇工一共11个人
（一个儿子在外上学幸存下来）都死了，成为一时奇闻，街上的人都去看，我也去了。
丁老板鱼行围拢的人不少，但又不敢进屋，我也是隔门往里张望，屋里横一个竖一个倒了6－7个人，死人皮肤是黑的，眼睛都鼓出
来。没有人敢去收尸。当时刮南风，一阵风吹在我身上，那种感觉特别怪，现在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反正不舒服。我赶紧回自己的店
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精神不振，身上软得起不了床。大德昌的老板很厚道，让我回乡下多休息两天。我走了8里路，回到乡下自己家
时，就不行了，人昏昏沉沉的，不停地口渴要喝茶，那是在高烧，左大腿根起了砣（淋巴肿大），很疼。
母亲守了我一夜，可能是她看再不想办法我就会死吧，天不亮就敲邻居的门，央求他们送我去石公桥看郎中。当时我根本不能走路，
两个邻居一个叫丁来亭，一个丁进堂，就用毛竹杆梱了个架子，抬着我，我母亲小脚，在后面跟着一路小跑。快抬到石公桥时，正巧遇见
了我们保里的政务干事周文善，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得的是鼠疫，现在县里在石公桥南的邓家庄设有医院，到那里治可能能救你儿子一
命。
就这样我住进了邓家庄的隔离院，当时医院已经有很多病人，医生进进出出的。一个个子很高，50多岁的大鼻子外国人让人抽我胳膊
上的血，抽出来抹在玻璃片上。大个子的外国人会讲中国话，但讲得很慢，他告诉我：‘你幸亏来得及时，迟一天就无法救活了，你得的
是鼠疫’。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伯力士。他给我一天打三针，吃两种药丸，一种是黄色的扁圆的，一种是白色的。一个星期以后，我渐渐的
有精神了。
到冬天后，死人少些了。防疫队在镇上灭鼠，打预防针，还把我们的被子衣服拿到樟树山用蒸笼蒸，我记得春节时防疫队还在石公
桥，第二年3月份他们才走。
没有我母亲遇事果断，没有巧遇周文善，没有伯力士他们来石公桥防疫，我也活不到今天。73年时光如水，把很多东西都冲淡了，但
用细菌杀我们的事怎么能冲淡呢？虽然年深日远，但永远也不会忘记。”

“正是成长的少年，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熊善初，1929年9月24日生，今年86岁。世居常德市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

熊善初身体很好，花白的头发，不说年龄，完全看不出已经86岁了。今年5月在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办公室里，向我讲述他的故事。

“1942年的时候，我家8口人，三代同堂，住在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以种田为生。父亲熊大川、母亲鲁多姑都已年近六旬。大哥熊
用楠31岁，嫂子陈双英30岁，二哥熊八生28岁，他们3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支撑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大哥大嫂有一对可爱的儿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