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鼠疫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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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死人时我们还在上课,后来死人多了学校就放假,我就回了家。
回到家里,发现村里、家里都在死人。我的伯伯克铣的女儿卯香先得病,也就是只有2天的功夫,就死了。我和我的三个姐姐梅香、文
香、桃香,叔叔克权都生了病,开始了发烧、头痛,身上起淋巴。我是家里的独苗,我父亲到了34、5岁时才生了我这一个儿子,父亲当时
就急了,背起我就往石公桥镇跑,送我去医治。谁知半路上都设了卡子,石公桥作为疫区被封锁了。我父亲又背着我回来,雇请了一只小
船,乘夜色沿水路把我送到了石公桥。当时石公桥小学校已改成临时医院和隔离所,我们的教室,都变成了病房,上下铺,一个教室里住
着20多个人。我住的教室门口冲着一条大街,我躺在那里,看着大路上每天不停地有抬死尸的经过,有的时候同时过几组。但我们教室里
的病人死的人很少,大都康复了。
我回到家,才知道,我住院后,我的三个姐姐和叔叔都死了,唉,我父亲重男轻女啊,那时候女人的命不值钱。当时也是条件太差
了,我父亲送我到石公桥还是偷偷摸摸的,再送三个姐姐就不太可能了。我活了,我的三个姐姐却都没了,当时治疗不要钱,要是能送去
她们一定也能活下来的,可乡下送不到镇上的医院里啊!
复学了以后,我才知道给我从颈部抽血化验、我们叫他‘俄国佬’的高鼻子医生,是伯力士。他救了我5天,我才脱离危险。我的生命
是伯力士医生给的,我要感谢伯力士医生再生之恩。”
血债要偿还,漫道雄关
向道仁,1933年5月21日,今年82岁,世居常德周家店镇。
今年5月一个春日上午,在周家店向道仁的家里,见到了穿着棉袄、身体极瘦,精神还很矍铄的向道仁。他的客厅的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
写的“寿”字,是他80岁生日时亲友的相赠。向道仁有严重的肺气肿,五月之前刚刚住了两回医院。
一见面上他便用常德乡音高高低低地呤出一首民谣:“路上寻尸骨,湖中哭亲人。时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四野无农夫,百里少人
烟。”这是说他的家乡周家店被细菌战鼠疫为害的情形。他两眼放光地盯着我说,“800里洞庭湖啊,我的家乡是个真正的鱼米之乡,白银上面插
竹杆,是说稻米好的像白银一样。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撒细菌?”他的语速很快,好像急着把一切者告诉我,让我了解。一激动,就上不来
气,要跑进卧室一会。原来是去吸氧,出来再接着说。
一个月后,再去常德采访,得到的是向道仁已经去世的消息。
现在翻开采访本,上面还留着他的手迹,当时因为听不真他时而铿锵,时而拖调的常德方言,便让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这是一首他做的
词,词牌为《浪淘沙》:
“东亚共荣圈,换日偷天。日军空投细菌弹,杀我同胞千百万,苦不堪言;
血债要偿还,漫道雄关。世界风云多变换,同仇敌忾审恶魔,历史公鉴。”
他说这是2002年听到对日细菌战诉讼一审败诉消息时,悲愤的心情难抑,脱口而出的一首词,那一天他们一直在等从东京打来的电话,当
听到败诉的消息时,他几乎“气炸了”。我问他解放前上过几年学,平时作词吗?他答道,只上过初小四年。这是平生第一次作词,因为熟悉毛
主席的《浪淘沙》“大雨落幽雁,知向谁边”,就按那音韵曲牌“套了出来”。
毛泽东、湖南人的脾气,再加上屈原故里,那种倔强、火暴、不服输,心情顿挫抑郁不平则鸣的个性全都体现在他身上。
“我家里当时有父母、一个哥哥和我,过着半耕半农的生活。1942年10月我哥和我外祖父在洞庭湖里打渔,每天收获了鲜鱼后,运到
石公桥鱼行里出售,我当时9岁,住在石公桥响水垱村的姨夫家里。
我哥和我外祖父可能是在石公桥鱼行卖鱼时染上了鼠疫,他俩在驾船返回捕鱼地的路上,双双死在船中。家里几天不见人归,便去寻
找,才发现他们已经在船里腐烂了,于是拆下船板,就地上岸把他们草草掩埋。而我在姨夫家里并不知道消息,但鼠疫也追到了这里,就
在我哥和我外祖父死亡的时候,我大姨夫的侄儿易惠清和他的弟媳也染疫,两人在同一天死亡。他俩在得病时,我帮助作了些护理的小
事,死后我又帮着抚尸入棺。当天夜时,我就开始发烧,头痛,阵寒阵热。家里人怕我也会死,当夜把我往石公桥送,当时石公桥建了一
所隔离医院,我被送到一所小学校改的医院里,给我治疗的是一个外国医生,后来我是在进行鼠疫受害调查,查阅当年的防疫资料时,才
知道有个外国的防疫专家叫伯力士,我想就是他救活了我。经过一周的打针吃药,我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才有幸活到今天。”
从幸存者的口述当中,可以发现,当年的防疫力量只覆盖到石公桥这样的中心乡镇,防疫对扼制鼠疫挽救生命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尽管
鼠疫的死亡率极高,但还是有存活的可能,条件是必须在刚发病时,及时送到有防疫力量的中心乡镇。
幸存下来的老人们的回忆,无法提供更多的石公桥防疫信息,或许是因为当年他们年龄尚小,作为一个被救治的小病人,不可能了解更多
的情况,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伯力士。尽管岁月久远,但提起他,老人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相信当年在石公桥进
行防疫的决非伯力士一人,但奇怪的人,老人们提到的只有这一个名字。或许是他的大鼻子的长相太特殊了,他是这些幸存者所见的第一个外
国人,或许是石公桥的防疫就是围绕着他来展开的,他是最权威的专家。
但是,中国留下的有关伯力士的资料非常少,当我就此采访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系教授、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志远时,他说:“伯力
士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外国专家,贡献绝对超过白求恩,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不知道他”。他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