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三期

&忧支释寃 2020年第3期

即辅币需脱离市场比价，专与银主币按十进制折算，制钱不再作为折价基准％
此时，清政府内部的“两元之争”虽十分激烈，但争论焦点仅为银主币重量问题。①争论双方均
同意银本位制,对辅币的看法也大体相同,这在年底的摸底调查中表现出来:首先，各省奏设的辅币
以小银元（银角）居多，其次为铜元，却未有一省提及制钱。②可见，此时的制钱已被排除在主辅币
关系设定之外，铜元则被明确纳入。

1908年，清政府接连发布停铸粤式制钱、改铸一文铜元的饬令，将一文新钱纳入铜元序列，为
建立银本位制做准备。这标志着钱法改革已从属于本位制改革，二者开始被统筹在同一框架内，清

政府银钱并行、分层开展的改革观念也转型为统筹划一、建立银本位％ 1909年，度支部设立币制调
查局统筹全国币制改革“以一币权”，正是这种观念转型的体现。③
上述过程中，各省对铜元余利的倚重亦是铜元超越制钱被纳入主辅币关系的重要推动因素。
地方政府已将铜元余利作为大宗收入④,即便面对清政府的不断限铸，仍抗争开铸，甚至以“从前认
解各款万难照认”相威胁⑤，或以“铜元余利为新钱（一文铜元）之铸本”而要求开铸。⑥故本位制改
革中的主辅币讨论终将铜元纳入，而未考虑制钱。
在此种趋势下，由度支部直辖、以土法鼓铸制钱的宝泉局呈现明显颓势％ 1908年十月，光绪皇
帝去世，清政府拟定第二年改元“宣统”，下令“各局鼓铸银币、铜币、制钱均遵用宣统年号”。⑦
1909年正月，宝泉局遵令铸造了“宣统通宝”，分大样红串制钱（重一钱二分）与小样制钱（重六分）
两种，民间流通以小样为主。⑧然而,宣统制钱在市场上已逊于一文铜元，被店铺折扣行使,流通受
到很大影响⑨，且“岁亏甚巨”，铸量有限。⑩尽管个别省份也铸造了宣统制钱，但铸量极少。⑪度支
部重点督饬各省添铸当一、当二、当五铜元来应对小额通货短缺，以与被限铸的当十铜元相辅
而行。⑫
对于民间尚存的巨量制钱，清政府并未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 1909年闰二月，山东巡抚
袁世勋曾建议“尽收天下之制钱，改铸法定之铜元”⑬,度支部以制钱散布乡间“不易收回”驳之。⑭

① 即银本位主币应以“一两”还是“一元-（七钱二分）为单位，清政府内部分为主两派与主元派，展开了长期争论，致使币制
政令数次反复，直到宣统二年《币制则例》出台，才以主元派的胜利告终。
② 《政务处致各省督抚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务处再致各省督抚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745—746页$
③ 《奏遵设币制调查局并请暂铸通用银币折》（宣统元年四月六日），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银圆编），第33页；
《调查币制局之宗旨》，《大公报》，1909年8月11日，第4版。
④ 参见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
3分,1993年4月，第482页；王显国、李延祥《清末铜元余利及其影响》，《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年第3期，第305页。
⑤ 《直隶总督杨士釀奏为京津铜元纷杂银价骤涨现遵章查禁暂保市面事》（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录副奏折，03/
9539/043$
⑥ 《河南巡抚林绍年奏报停铸当十铜元并铸一文新钱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三日），朱批奏折,04/01/35/1378/018$
⑦ 《内阁奏各局鼓铸银铜币制钱应遵用宣统年号折》，《政治官报》第397号，1908年12月2日，第4页。
⑧ 《度支部奏呈进宣统通宝新钱折》，《政治官报》第460号，1909年2月10日，第9页；朱耀廷主编：《中国古代钱币》，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⑨ 《新币难行》，《大公报》，1910年4月16日，第4版。
⑩ 《度支部奏铸造国币拟裁宝泉局停铸制钱折》，《政治官报》第1166号，1911年1月24日，第8页。
⑪高英民、张金乾：《中国古代钱币略说》，地质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页；施树禄:《中国古钱图录》，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年版，第579—581页。
⑫ 《谢保衡呈请限制添铸二文五文铜币案》，《申报》，1909年11月8日，第4张第2版；《又饬造币各厂搭铸一文钱》，《申
报》，1910年1月14日，第1张第4版。
⑩ 《奏为陈铜元十弊敬筹治标三策事》（宣统元年闰二月十八日），朱批奏折，03/9541/005$
⑭ 《核议收回制钱办法》，《大公报》，1909年4月2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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