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富。苏州城内“三横四直”的河道系统，不仅是城市格局的基础，也是民生用水的来源。城内街道
和河道相邻，家家门临深巷,户户后有河埠，取水方便。但明清时期由于太湖水系改变，苏州城内河

道淤塞，官府多次疏浚河道以保持河流通畅。不过，至清中叶，河道还是萎缩了 2/3,严重影响交通
和日常用水，苏城用水问题开始显现。①
明清时期，苏州是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全国性城市。②城市规模不断增长,城内大量人口从事
丝织业、棉布业以及相关加工业，有学者估计清代苏州城市人口在50万人左右。③也有学者认为,

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苏州城人口达70万人，是仅次北京的第二大城市。④手工业的发展，特别
是染色业影响河道清洁，乾隆二年（1737）便有染料污染河水、影响饮水的碑刻记录,官府因此下令
将染坊从商铺林立的山塘街迁往城市下游的娄门地区。⑤

至19世纪中叶，由于河道淤塞、人口增长和手工业发展的影响，城内河水不堪饮用，苏城开始
转向使用井水或往城外宽阔河流取水。余新忠认为不能夸大清代水质污染状况⑥，但此时期苏州
城用水习惯确有明显改变，不过原因在于清洁问题抑或取水不便仍有待讨论。用水方式改变在于
原本河水优于井水的饮水观念发生变化。⑦咸丰年间苏城兴起凿井之风，一些地方人士提倡使用
加入明矶净化的井水代替河水。⑧另外,更多人选择到城外源自太湖的胥江取水，但居于城中的居

民往城外取水不便,这直接催生出以水为商品的水灶业o苏州水灶业在道光年间便已出现⑨，该业
售卖加热至沸腾的熟水，并宣称使用船只前往胥江取水，清洁且方便。⑩水灶热水逐渐成为苏州城
居民日常饮水的主要来源。

至19世纪末，新的凿井技术传入中国，自流井开始在不同城市出现。⑪1906年东吴大学开凿
了苏州最早的自流井，随后大学校务长兼博习医院院长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 1858—1927）
公开向社会筹款兴建水塔和水管，以供应学校和医院内的清洁用水，工程最终于1908年完成。⑫

同年，苏州巡警道仿效东吴大学，计划在城内开凿14座自流井，但由于经费不足，只能改为开凿传

① 郑肇经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42T8页；费淳：《重浚苏州城河记》（嘉庆二年），苏州历史博
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306页；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卅为
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 —165页。
②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7页。
③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T15页；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
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0—751页。
④ 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版，第81—84页。
⑤ 《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乾隆二年），《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71—73页。
⑥ 余新忠:《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
⑦ 高濂:《论泉水》，《遵生八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736—740页；朱彝尊:《论水》，《食宪鸿秘》，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0年版，第25—29页。
⑧ 潘曾沂、潘仪凤:《小浮山人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4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版，第475T76页；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上卷，曹炳章等编：《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
668 页。
⑨ 《苏州府禁止不安本分之徒勾串匪类借端向水炉公所索扰碑》（道光二十五年），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
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27—428页。
⑩ 《上海城内宜设水船以便民用论》，《申报）,1872年12月10日，第1版。
⑪ 自流井的开凿始于19世纪中期的法国，水井凿至受压地下水自然流出，出水量大，有别于仅凿至浅层地下水的浅水井。
1841年，法国人穆娄特历经7年，开凿了一座深1798呎、出水量达80万加仑的自流井。之后，英德美各国开始仿效，并在凿井技
术上大力改进。参见李吟秋《凿井工程》上卷，国立北平研究院1931年版，第7—10页。
⑫《1907年年度报告（东吴大学）X1908年年度报告（东吴大学）》，王卫平等编：《东吴大学史料选辑》，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108—110页；《集捐营筑自流井》，《申报》，1907年4月17日，第2张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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