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陈文妍/苏州自来水事业的尝试和困境(1926—1937)

公所利益无关,且自来水的规划路线并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此时,与苏州城内利益最为相关的,仍是商会及市民公社。在自来水提案中,他们没有过多表

态,事实上是一种沉默的否定。10年后许博明回忆此事时亦坦言，自来水创建最大的阻碍是市民
公社,“当时的市民公社，竟说为了市民公社各自地盘关系,而首先反对敷设水管”。①许氏清楚地

意识到自来水难以被各有地盘的市民公社所接受。虽然清末自治之后，商人的地位提升，但仍无官
方性质的行政地位。②苏州商会无法获得实际的自治权，便通过市民公社这种分散的街区型自治
团体，在一条街区、一个地段逐步争夺市政建设和管理权。商会之下,既有商业为本的各业公所,又
有地方管理的市民公社，两者结合起来,形成商会在苏州的管理系统。③但商会和市民公社均以维

护商业运作和商人利益为导向,两者也非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公社之间均是各有利益的独立个体,
商会并不直接干涉不同街区的秩序，也未尝试将各公社统一起来。办理自来水需要统一规划和管
理,这与各自为政的市民公社运作原则背道而驰。

创办自来水无人响应一事暴露出苏州地方势力分散的问题。苏州社会缺乏主导的力量建设公
共事业，每有提议均会有不同意见，难以协调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④城内外统治力量分散，未有
专门机构负责市政建设，且不同组织之间多有利益冲突,这种局面与自来水所需要的统一规划完全
对立。
苏州市政管理机构分散的问题在随后的“吴门大疫”中也有体现。就在同年夏天，江浙一带爆

发了大规模的霍乱疫情，苏州受此影响长达3个月之久,时称“吴门大疫”。至7月下旬，疫病愈演
愈烈，苏城内外人心惶惶。⑤医生和官员们注意到不同区域河道和饮水的清洁程度与疫病之间的

关系。时疫医院收治的12名病人中,多居于驸马府堂前及师古桥一带，“据医生调查，系该处河水
不洁之故”。⑥在接下去的数日，调查者发现发病者主要居住在养育巷，这一区域饮水不洁，染病者
众多⑦，他们进一步推测疫病的传播与社区卫生有着密切的关系,“高师巷因为特别清洁的缘故，而
有模范街之称，养育巷为不讲卫生，以致患疫之人，比较他区独多,却成了造疫速成处”。⑧针对饮
水问题，苏州不同机构寻找不同方式对河道和饮水进行管理。其中市公所成立苏州临时防疫卫生
处及临时时疫医院,承担苏州公共卫生管理的角色，主要措施为雇用清道夫和船只,清除街道和河

道的垃圾,以及消灭苍蝇和蚊虫。而市民公社则出资开凿自流井保障部分居民的饮水卫生。
此时西方医学语境下霍乱与水之间的关系在医学界中已成基本定论,但苏州地方机构并没有
采取有别于传统时代的防范措施，防疫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临时防疫卫生处依然使用凿井、清洁河

道和到城外取水的方式来处理这场疫病。没有人将这场大疫与几个月前许博明提倡的自来水联系
起来,也没有人将自来水当作维持和控制用水清洁的途径。

三、国民政府的困局:河道、马路和自来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为筹建苏州市,先行成立了苏州市政筹备处,填补了

①
许博明：《我对于创办苏州自来水的感想》，《苏州明报＞,1936年3月30日，第1张第6版。
②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14页。
③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卅商会个案研究》，第101—102页。
④
⑤ 《社评:提倡社会事业之难》，《苏州明报》，1926年5月22 0 ,第4版。
⑥ 《时疫流行之可怖》，《苏州明报》,1926年7月24日，第3版。
⑦ 《时疫盛行中之昨日见闻录》，《苏州明报),1926年8月1日，第3版。
⑧ 《昨日疫势复盛》，《苏州明报》,1926年8月5日，第3版。
《西区死鬼》，《苏州明报｝, 1926年8月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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