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杨奎松/ “问道于器”

特别是妇女的服饰、音乐、舞蹈和一些文化喜好受到西域民族文化影响的情况。①
但是，通过丝绸之路,真正来自欧洲，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欧”“西洋”“西方”服饰的影响情
况，至今尚未发现。不仅如此，唐以后近千年间，我们也看不到有“西装革履”之类的西方服装像上

述西域民族服装那样传入中国。
目前所见有记载的欧洲人最早的旅华资料，仍然是《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威尼斯
商人之子,1271年他跟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动身，历经4年到达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此

后，他们在中原生活了 20多年，直至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家乡。据说,当他们回到威尼斯时，他们
的家人已完全认不得这3个人了。这不仅是因为20多年间他们的相貌大变，而且他们3人的着装
完全是蒙古式的:身穿质地考究的绸面皮袍，内衬粗裘毛料,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另有缎带
紧系腰间，皮袍下摆长仅及膝，脚上穿的是高至膝盖的皮靴。而这个时代威尼斯商人日常交际时的
穿着，主要还是长及脚踝的花缎长袍或天鹅绒长袍。②显然，他们的服装对元代中原文化没有吸引

力，反倒是马可•波罗他们几个人在中原期间一直穿着蒙古服装。
在中世纪的欧洲，相当一段时间流行的穿着就是威尼斯人穿的那种较宽松的长袍。这是当时
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鄙视奢侈的文化导向决定的。不过，即使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到来,

西欧几个主要殖民国家上层社会的流行服饰普遍转趋艳丽豪华之后,有机会经过海路大批进入到
中国大陆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不曾对中国传统服装造成过挑战。相反，为了避免因自身长相及其
宗教文化被当地社会排斥，传教士们开始时甚至有意不穿教廷规定的教士袍。他们最初选择穿中
国和尚的袈裟,之后则穿上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日常着装——长衫。等他们来到北京,进入皇宫，受

到皇帝的册封后，还都穿上了显示着荣耀和等级的朝廷赏赐的长袍官服。③结果显而易见，除了在
当时实际上由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外，传教士的到来对明清之交中国人的着装，几乎不曾发生任何
影响。

进入18世纪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乃至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对欧洲奢华的上层服饰文化造
成了极大的冲击,20世纪开始流行于世的“西装革履”的着装模式已崭露头角。但是,1793年底受
命来华进行外交交涉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一行，所着服饰却基本还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样式。马戛
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头戴金色假发,并冠以翎饰繁多、鲜艳夺目的帽子;上身着紫色绣花天鹅绒官

服,斜挎一缀有钻石宝星之红丝带,官服外还披一件缀有骑士勋章和钻石徽带的爵士披风;下身着
浅色紧身裤，脚蹬一双深色的半高腰皮鞋。
这样一身装扮，再加上他们昙花一现式的出现，自然也不会影响到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不仅
如此，看到他们这身打扮的清廷官员,大都还会心生厌恶。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之前，清廷负责

接待的官员就对使团一行平时“缠裹”在身上的衣服,委婉地表示了排斥的态度。其中一位大臣低
声却是严肃地告诉马戛尔尼说:“贵使之衣窄小轻便，吾中国之衣服则宽大舒适。二者相较,似以
中国之衣为善……贵钦使之衣与华人不同,似于观瞻有碍。”④

很明显，虽然自西汉以来，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交通,陆续有中亚、阿拉伯,甚至是欧洲人来到
中原大陆,但多数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西域人或西方人与自己在着装上存在多大的差异。因
为大家穿的多是袍服，只是衣料质地、颜色、式样或饰物有别。直到18世纪末马戛尔尼一行来到北

①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全集》第3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266页。
② 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译者序”，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一2页。
③ 柏理安著，毛瑞方译:《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T4页；杜赫德
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1卷，"中文版序”，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6—7、10—11页。
④ 马戛尔尼著，刘半侬译:《乾隆英使觐见记》上卷，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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