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到清廷的回应。①
我们很难说,20世纪初如果真的实行剪发易服，对巩固清廷的统治能起到什么作用。日本明
治维新之初,福泽谕吉再三讲过一个观点:学西方文明,不见得都要穿西服、吃西餐,“吃麦饭、喝豆

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只学外在的、有形的东西，包括不顾国情改兵制、买大炮、造巨
舰、盖洋房，也包括急着变更政令法律、开国民会议等，未必真能解决自身落后的问题。在他看来,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
也就是说,他认为“变革人心”，即让人民养成权利意识，懂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明白自己是
国家的主人，才是最难,也是最先需要下力气去做的事情。但也只有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

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②
但是，当一个社会还不存在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纳税人群体，交通、通讯、印刷等技术还十分落
后,大多数民众还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报纸书刊还无法引领社会思想舆论的时候,所谓变革人心,让

人民养成权利意识，懂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是不可能的。大清国也好，日本也好，当时都还
不具备如此条件。因此,两国走的都是与福泽谕吉上述主张相反的路子。但是，日本不仅动了有形
的物质,而且改了政制法律，权力基础极度虚弱的满族统治集团却惧于改革可能带来的政权危机,
始终坚持不走日本式的变革之路。

清廷早在1861年就决定要“师夷长技”，且很快发起了学西方的洋务运动;而明治天皇1867年
才决定要“破除旧来陋习”，并“求知识于世界”。但他一开始就主张:非“广兴议会，万事决于公
论”，否则不能成就有效之变革。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在清廷还把蓄辫和服色、肩舆等级
标识视为祖宗之法与权力之本的时候,明治天皇已公开认定,凡与西方现代服饰格格不入的日本传

统发式、服装，乃至传统历法等,均属“旧来陋习” o在平定内乱并实行废藩置县后,也即在清廷正
式派遣幼童赴美学习的同时，明治天皇又下诏改行公历,带头剃去长发,穿上西式服装,接着还按照
西方的做法，实行24小时制计时法和星期日周休制，开始实施教育普及的改革，并且引入了西方国

家的外交礼仪，改取平等方式来接待外国使节与来宾。当10年后清政府因不满幼童数典忘祖，下
旨召回所有留美学生的时候，日本已经在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起草宪法草案,成立政党,准备开议
会了。③
事实证明,就像福泽谕吉说过的，单纯着眼于物与制的变革,并不能把民族和国家真正引上文
明之路。但明治天皇的这类变革,毕竟极大地便利了日本跻身国际社会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转进。与此相反,清朝统治集团越是想靠照抄照搬西方的物质发展成就,来拒绝制度变革,就越是
会加速国家的衰败,从而加速自己的垮台。
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可避免地导致越来越多的汉人相信，中国的悲剧性命运，都是愚昧昏歸的
满清统治者造成的。原本只具改良性质的“剪辫易服改元”的诉求，自然也就越来越和反满革命联

系在一起了 O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易服”主张

在“剪辫易服改元”这三大诉求中,改元相对最容易,通常政府一个通电即可办到。剪辫也不

① 伍廷芳:《奏请剪发不易服折）（1910年9月），《伍廷芳文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8页。
② 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学篇》，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8T0、60页；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
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14页。
③ 唐纳德•基恩著，曾小楚、伍秋玉译:《明治天皇：1852—1912）,Ji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63、253、255、388—390页。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