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医术上应尽之注意,致有不良结果，自不能以其已经合意即不负责”。①因此,当医生用刀具切割身
体却终致病人不救时，部分病人家属也会以此作为诉讼的理由。笔者接下来将以20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若干手术纠纷个案为例，探究外科手术中的医患博弈如何具体呈现近代国人手术认知与医疗

行为的复杂面向。②
医生未征得病人或家属同意而施行手术，通常是病家提出的第一条“罪证”。1936年7月，上
海普安医院院长兼仁济医院外科主任陈澄被控告过失致人于死，起因是病人忽患腹痛，服痂药水无
用，经陈澄检查确诊为小肠阻塞,于是开刀施治，结果病人死亡。家属声称死者未签字愿意开刀，医

生开始说“须洗涤肠胃”，结果却变成开刀:“查开刀破肚等手续，责任重大，乃事前并不与原告互相
酌议,鲁莽从事,究竟死者腹部症结,在未用最新手术检验之前,有否开刀之必要，须兼筹并顾,何得
草率如此? ”陈澄则辩称死者当时必须开刀，但因起病已两星期，且体质亏甚，“粪毒入于血液中，遂
起变化，虽为注射各种急救药剂，亦属无效”，并将死者所签《自愿开刀单》呈案。③经法医鉴定，最

终判定陈澄诊断无误，开刀并无不合,病人死亡“实因身体亏弱，肚中有毒，入于心脏所致”，于是当
庭宣告陈澄无罪。④病人是否有开刀的必要,是病家提出的关键疑议,《自愿开刀单》的签署意味着
医患双方达成手术协议,不论结果如何，医生已获得手术权利。病人首选自我施治而不愿手术,而
后病家质疑医生未用最新手术检验而草率开刀,此种在治疗行为中的主动权与自我认知，最终让位

于法医解剖学所建立的医学权威。
若病家拒绝手术，医生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而开刀，多数会被划入滥用手术之列。1940年2月

17日，一病人因胸部气闷，至上海宝隆医院治疗;2月21日，由谢姓医生施以手术;2月26日，病人
死亡。家属延请律师，指控谢医生连同医院院长柏德(Eduard Birt)过失杀人,家属表示先前坚持拒
绝开刀，只要求照射X光以明确病状，但医生未经家属同意，贸然开刀,且手术疏忽,缝线破裂,任
其流血。被告则谓死者若不开刀,仅剩数日生命。⑤经过法医检验，验明病人系肝癌，由柏德施以
开刀手术后，发现肝脏已全部化脓,且已毁坏无遗，以致身死。而肝癌确为绝症，因此两个被告并无

过失,亦无罪。⑥虽然病人究竟是否同意医生开刀，案件始终没有澄清，但该案的焦点在于家属只
要求相关医学检查,拒绝开刀，即使医生自称开刀乃出于拯救病人的目的,仍被认为是滥用手术。
原告律师更找来同样被滥用手术致死的其他病家为自己的控诉证明:“有一虞姓至本律师事务所

声明，其孩亦由被告等未征家属同意,滥施开刀致死，庭上当可知医院中之一种恶习惯，彼等对于贫
穷而居住三四等病房之病人，往往视其生命如儿戏。”⑦贫穷病人更容易被外科医生随意对待和处
置,这是与三等病房治不好病人相类似的叙述模式,即便手术致死并非技术层面的过失，亦会被视
为医生的道德问题。

当然，手术首先是一项技术操作，包括一套系统而严格的流程(切开、割除、止血、结扎、缝合
等)，任何环节的失误都会导致或轻或重的不良后果。术前检查或手术操作疏忽致病人死亡的医
患纠纷也不在少数。某少年因背部被游戏所用的枪弹击中,亦觉腹部疼痛，送入医院后被诊断为腹

① 朱鸿达主编：《现行法有效大理院解释例全集(1913—1927年)》，"民法”，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1页。
② 有关近代中国医患关系与纠纷的研究，参见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 ~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马金生《发
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石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③ 《普安医院院长陈澄被控过失致人于死》，《新闻报),1936年7月14日，第3张第11版。
④ 《陈澄医师无罪》，《申报＞,1936年8月25日，第4张第14版。
⑤ 《开刀后病人死，控告医师》，《新闻报》，1940年5月31日，第3张第10版;《开刀病人身死，医师被控》，《新闻报》，1940
年6月6日，第3张第12版。
⑥ 《医师被控过失宣告无罪》，《申报》，1940年6月9日，第3张第11版。
⑦ 《医生被控玩忽职务讯结》，《申报》，1940年6月6日，第3张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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