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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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医术上应尽之注意,致有不良结果,自不能以其已经合意即不负责”。①因此,当医生用刀具切割身
体却终致病人不救时,部分病人家属也会以此作为诉讼的理由。笔者接下来将以20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若干手术纠纷个案为例,探究外科手术中的医患博弈如何具体呈现近代国人手术认知与医疗
行为的复杂面向。②
医生未征得病人或家属同意而施行手术,通常是病家提出的第一条“罪证”。1936年7月,上
海普安医院院长兼仁济医院外科主任陈澄被控告过失致人于死,起因是病人忽患腹痛,服痂药水无
用,经陈澄检查确诊为小肠阻塞,于是开刀施治,结果病人死亡。家属声称死者未签字愿意开刀,医
生开始说“须洗涤肠胃”,结果却变成开刀:“查开刀破肚等手续,责任重大,乃事前并不与原告互相
酌议,鲁莽从事,究竟死者腹部症结,在未用最新手术检验之前,有否开刀之必要,须兼筹并顾,何得
草率如此? ”陈澄则辩称死者当时必须开刀,但因起病已两星期,且体质亏甚,“粪毒入于血液中,遂
起变化,虽为注射各种急救药剂,亦属无效”,并将死者所签《自愿开刀单》呈案。③经法医鉴定,最
终判定陈澄诊断无误,开刀并无不合,病人死亡“实因身体亏弱,肚中有毒,入于心脏所致”,于是当
庭宣告陈澄无罪。④病人是否有开刀的必要,是病家提出的关键疑议,《自愿开刀单》的签署意味着
医患双方达成手术协议,不论结果如何,医生已获得手术权利。病人首选自我施治而不愿手术,而
后病家质疑医生未用最新手术检验而草率开刀,此种在治疗行为中的主动权与自我认知,最终让位
于法医解剖学所建立的医学权威。
若病家拒绝手术,医生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而开刀,多数会被划入滥用手术之列。1940年2月
17日,一病人因胸部气闷,至上海宝隆医院治疗;2月21日,由谢姓医生施以手术;2月26日,病人
死亡。家属延请律师,指控谢医生连同医院院长柏德(Eduard Birt)过失杀人,家属表示先前坚持拒
绝开刀,只要求照射X光以明确病状,但医生未经家属同意,贸然开刀,且手术疏忽,缝线破裂,任
其流血。被告则谓死者若不开刀,仅剩数日生命。⑤经过法医检验,验明病人系肝癌,由柏德施以
开刀手术后,发现肝脏已全部化脓,且已毁坏无遗,以致身死。而肝癌确为绝症,因此两个被告并无
过失,亦无罪。⑥虽然病人究竟是否同意医生开刀,案件始终没有澄清,但该案的焦点在于家属只
要求相关医学检查,拒绝开刀,即使医生自称开刀乃出于拯救病人的目的,仍被认为是滥用手术。
原告律师更找来同样被滥用手术致死的其他病家为自己的控诉证明:“有一虞姓至本律师事务所
声明,其孩亦由被告等未征家属同意,滥施开刀致死,庭上当可知医院中之一种恶习惯,彼等对于贫
穷而居住三四等病房之病人,往往视其生命如儿戏。”⑦贫穷病人更容易被外科医生随意对待和处
置,这是与三等病房治不好病人相类似的叙述模式,即便手术致死并非技术层面的过失,亦会被视
为医生的道德问题。
当然,手术首先是一项技术操作,包括一套系统而严格的流程(切开、割除、止血、结扎、缝合
等),任何环节的失误都会导致或轻或重的不良后果。术前检查或手术操作疏忽致病人死亡的医
患纠纷也不在少数。某少年因背部被游戏所用的枪弹击中,亦觉腹部疼痛,送入医院后被诊断为腹
① 朱鸿达主编:《现行法有效大理院解释例全集(1913—1927年)》,"民法”,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1页。
② 有关近代中国医患关系与纠纷的研究,参见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 ~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马金生《发
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石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③ 《普安医院院长陈澄被控过失致人于死》,《新闻报),1936年7月14日,第3张第11版。
④ 《陈澄医师无罪》,《申报>,1936年8月25日,第4张第14版。
⑤ 《开刀后病人死,控告医师》,《新闻报》,1940年5月31日,第3张第10版;《开刀病人身死,医师被控》,《新闻报》,1940
年6月6日,第3张第12版。
⑥ 《医师被控过失宣告无罪》,《申报》,1940年6月9日,第3张第11版。
⑦ 《医生被控玩忽职务讯结》,《申报》,1940年6月6日,第3张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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