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赵媾/柳叶刀尖

术高超的良医。外科医生更应有此自觉,不可满足于“西爪东鳞之末技,而贸然执刀奏刃于生命出
入之间” o进而论之，“真正外科绝非不学无术者所能滥竽,决不可仅以外科之范围囿之，其种种局
部变化,内科亦同此病理，同此病征,其种种疗法,内科亦同此原理，其种种手术，内科亦渐渐采之,

以除脏腑之疾”，因此，医者不应再“有内外科畛域之见，而妄生轻忽者”。①有关西医内外互通的
讨论表面消弭了内外科之界限,实则为西医外科经过19世纪的革命已然将内科知识内化其中，超

越“器物之精良,剖割之果敢”的技艺层面,而成为综合运用医学知识体系的科学医学分支O
一方面,西医外科之长乃在于其实现了兼容内科的学科界定,西医学科发展的内部理路建构了
西医外科的正当化地位。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愈演愈烈的中西医论争中，西医外科之长对应的是
中医外科之短，甚或中医整体的“落后”。在“赛先生”大为彰显的时代，中医被归为旧学阵线而成

为“旧医”，只讲阴阳五行,不知人体结构，故而开刀之时无从下手。西医精于开刀的意象，与中医
不善割治的现实，遂成为中西医论争的焦点之一。1920年代，孙中山、梁启超等名人手术个案所引
发的讨论,使得西医外科之优劣在中西医论争背景下更具话题性。前者透露出在处理身体内部病

灶问题上，西医手术是政治正确的首选之法，中医调养至多是辅助之方;后者引发当时知识界对西
医外科以人命做实验的指摘，并在后来的中西医论争中持续回响。②
在中医的论述中，西医称雄当世、傲视中医的根本就在于割治之术。名医陆士谭指出，中医对

此不能绝对反抗,亦不可一概承认,应认识到西医“开割”的三种危险：

一，诊断错误，开割以后，寻不出病根，这样，病人便白挨了刀；二，手术不精，要是开割之

中，伤及内脏，无法弥补，或是割破了血管，这样，病人便不死于病，而死于治疗了；三，病人气虚
体弱，不堪宰割之苦，这样，即便诊断不错，手术又精，也许因困惫不支而死亡。除此以外，要是
再含有别种作用而开割，就更危险了。

由此可见，西医手术并不确保奏效，病人不仅要承受宰割之苦，还可能白挨了刀，甚或死于开
割，因此“始终视为畏途”。相比之下，尽管中医的治疗效率是个问题,但危险程度则较低。陆士谭

自己因为腿疾曾到日华同仁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积水和花柳毒,但他不肯割治（担心被锯断大腿），
出院后改由中医外科诊断，既无积水，亦无花柳，且最终治愈。③他继而抄录另一位中医写给天津

中医公会的医案:北京一产妇产后40天,被西医诊断为盲肠炎,力主非开刀不可；中医却诊断为产
后进风，积久发炎，乃肠膜炎。该产妇决定接受中医治疗，三日而愈。该中医指责西医不顾病人身
体衰弱而只知开割，且诊断错误，实属“屠宰治疗”，梁启超医案亦为明证。陆士谭深以为然，借此
警示国人“其速猛醒,如有疾痛,慎勿轻易允许开割,以泄其气”。④
西医手术绝非万能，割治对身体的危害性始终存在,开割泄气的后果务须提防。这是早在晚清

就被提出的中西医理优劣之论:“近日中医用针在虚弱之人方恐以泄气，而（西医）谓将肚腹剖开,

① 余云岫:《〈外科总论〉序》，孙柳溪、葛成勋编译:《外科总论》，第2页。
② 医疗史学界对梁启超"割错肾”案大致有三种判断:在放射检验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误诊右肾生瘤；因术前手术部位
标识错误,错割下健康的左肾；即使手术操作无误，割下本就健康的右肾亦属“误割"。梁启超公开为西医辩护以维护西医科学形
象，私下却采用中药调理身体，显现出其"中西医汇通”的择医观。参见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
版社2006年版，第196—201页；皮国立《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第195—219页。
③ 陆士诗:《西医割治之奇效》，《金刚钻）,1935年4月11日，第1版。
④ 陆士溝:《西医割治之奇效（续）》，《金刚钻＞,1935年4月1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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