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P. 55
赵媾/柳叶刀尖
术高超的良医。外科医生更应有此自觉,不可满足于“西爪东鳞之末技,而贸然执刀奏刃于生命出
入之间” o进而论之,“真正外科绝非不学无术者所能滥竽,决不可仅以外科之范围囿之,其种种局
部变化,内科亦同此病理,同此病征,其种种疗法,内科亦同此原理,其种种手术,内科亦渐渐采之,
以除脏腑之疾”,因此,医者不应再“有内外科畛域之见,而妄生轻忽者”。①有关西医内外互通的
讨论表面消弭了内外科之界限,实则为西医外科经过19世纪的革命已然将内科知识内化其中,超
越“器物之精良,剖割之果敢”的技艺层面,而成为综合运用医学知识体系的科学医学分支O
一方面,西医外科之长乃在于其实现了兼容内科的学科界定,西医学科发展的内部理路建构了
西医外科的正当化地位。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愈演愈烈的中西医论争中,西医外科之长对应的是
中医外科之短,甚或中医整体的“落后”。在“赛先生”大为彰显的时代,中医被归为旧学阵线而成
为“旧医”,只讲阴阳五行,不知人体结构,故而开刀之时无从下手。西医精于开刀的意象,与中医
不善割治的现实,遂成为中西医论争的焦点之一。1920年代,孙中山、梁启超等名人手术个案所引
发的讨论,使得西医外科之优劣在中西医论争背景下更具话题性。前者透露出在处理身体内部病
灶问题上,西医手术是政治正确的首选之法,中医调养至多是辅助之方;后者引发当时知识界对西
医外科以人命做实验的指摘,并在后来的中西医论争中持续回响。②
在中医的论述中,西医称雄当世、傲视中医的根本就在于割治之术。名医陆士谭指出,中医对
此不能绝对反抗,亦不可一概承认,应认识到西医“开割”的三种危险:
一,诊断错误,开割以后,寻不出病根,这样,病人便白挨了刀;二,手术不精,要是开割之
中,伤及内脏,无法弥补,或是割破了血管,这样,病人便不死于病,而死于治疗了;三,病人气虚
体弱,不堪宰割之苦,这样,即便诊断不错,手术又精,也许因困惫不支而死亡。除此以外,要是
再含有别种作用而开割,就更危险了。
由此可见,西医手术并不确保奏效,病人不仅要承受宰割之苦,还可能白挨了刀,甚或死于开
割,因此“始终视为畏途”。相比之下,尽管中医的治疗效率是个问题,但危险程度则较低。陆士谭
自己因为腿疾曾到日华同仁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积水和花柳毒,但他不肯割治(担心被锯断大腿),
出院后改由中医外科诊断,既无积水,亦无花柳,且最终治愈。③他继而抄录另一位中医写给天津
中医公会的医案:北京一产妇产后40天,被西医诊断为盲肠炎,力主非开刀不可;中医却诊断为产
后进风,积久发炎,乃肠膜炎。该产妇决定接受中医治疗,三日而愈。该中医指责西医不顾病人身
体衰弱而只知开割,且诊断错误,实属“屠宰治疗”,梁启超医案亦为明证。陆士谭深以为然,借此
警示国人“其速猛醒,如有疾痛,慎勿轻易允许开割,以泄其气”。④
西医手术绝非万能,割治对身体的危害性始终存在,开割泄气的后果务须提防。这是早在晚清
就被提出的中西医理优劣之论:“近日中医用针在虚弱之人方恐以泄气,而(西医)谓将肚腹剖开,
① 余云岫:《〈外科总论〉序》,孙柳溪、葛成勋编译:《外科总论》,第2页。
② 医疗史学界对梁启超"割错肾”案大致有三种判断:在放射检验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误诊右肾生瘤;因术前手术部位
标识错误,错割下健康的左肾;即使手术操作无误,割下本就健康的右肾亦属“误割"。梁启超公开为西医辩护以维护西医科学形
象,私下却采用中药调理身体,显现出其"中西医汇通”的择医观。参见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
版社2006年版,第196—201页;皮国立《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第195—219页。
③ 陆士诗:《西医割治之奇效》,《金刚钻),1935年4月11日,第1版。
④ 陆士溝:《西医割治之奇效(续)》,《金刚钻>,1935年4月12日,第1版。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