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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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则有切除体内异物、太阳穴肿瘤石、痈疽和取出体内子弹,并使用氯仿麻醉术。①
在清末反教话语中,外科手术被描绘为神秘而古怪的行为,更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异端。在以采
生折割为核心事件的清末教案中,西医外科的高超技艺并未如教会医学自身所宣示的那样令人信
服。对宋明之际“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行为的记忆,扩展到对晚清医学传教士切
割身体行为的恐惧,西医手术被认为通过折损人体以达行妖术的目的。较为典型的就是“剜目挖
心”,被西人挖出的眼睛和心脏可作为“造伪银之药”。与此相应,教堂、育婴堂与医院这类封闭的
空间,更易引发类似采生折割故事中损毁人体的想象。②
从《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伦理,到有关发须爪的民间信仰,身体的组
成部分在很多时候被认为与本主有共感关系,“即使已经同本主分离,所受的待遇,所处的境况,仍
被认为能影响到本主的寿命、健康、心情”,因此不可随意除去或丢弃,以免令本主陷入生病、灾难、
心思迷乱或神魂不安的危险境地。③器官之于人身整体性的意义更是如此。三国时期夏侯惇“拔
矢啖睛”的故事,践行了“父母精血不可弃”的孝道,更或是眼睛与脏腑有密切关系这一医学观念使
然。④医学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要想替中国病人割下病眼或身体其他病灶而不遭到百姓的疑惧,有
必要公开手术过程,并更小心地处置被割下的病块。1889年,英国医学传教士豪伊(J. Howie)在
福建的一颗大树下公开进行了一例切除病眼手术,目的是让旁观者看到手术没有什么害人的圈套
和秘密,以得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克服他们的陌生感与距离感。他还把病眼装在一只酒精瓶中归
还给病人,否则自己的行为一不留神就会印证用眼睛做药引的反教神话。⑤
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译介出版西医书籍,一方面作为教会医院培养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亦
企望西医知识在中国尽快传播。1857年,合信与管嗣复(即管茂材)共同编译了《西医略论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医外科的专书,涵盖了当
时西医外科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外科处理的主要病症。虽涉及身体各部位的外科疾患,但书中大量
篇幅细致介绍的是体表痈疽、外伤以及骨科等此类传统外科处置的主要对象。⑥嘉约翰于1881年
出版的七卷本《割症全书} {Manual of Operative Surgery),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系统的外科手术学专
书。书中绘有大量手术图谱,更侧重技术操作性,手术操作者可以按图辨认外科病症,并准备治疗
器械,可谓“图明说备,精不厌详”。⑦该书将锯腿割手视为“割症之大端”,亦可见当时外科经验主
要仍在处理肢体或体表病状,截肢手术尚具相当程度的危险性。此外,五官、骨科等疾病等均属外
科范畴,显示外科尚未专科化。⑧
合信与嘉约翰等医学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多带有个人色彩。成立于1886年的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自20世纪初开始了制度化与组织化的翻译活动,医学名词统一的努
力也为医学教科书规范化提供了可能性。在博医会相继出版的中文医学书籍中,外科学方面主要
有:孑L美格(James Cormack ) A管国权译《罗卡两氏外科学)(Manual of Surgery),魏亨利(Henry
①
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第249—250页。
②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1页。
③
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71—72页。
④
⑤ 严忠浩:《医说〈三国演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⑥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第69—72页。
⑦ 合信著,管茂材同撰:《西医略论》,上海仁济医馆藏1857年版。
⑧ 《新刻〈割症全书〉外序》,《格致汇编》第6年,1891年秋季,第47页。
晚清较为重要的外科学译著还有嘉约翰译,林湘东述《裹扎新篇》,博济医局刻本,1872年;梅藤更、刘廷桢译撰《西医外
科理法》,广济医局1897年镌印;帕脱编,舒高弟、郑昌校同译《临阵伤科捷要》,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时间不详。眼科、耳鼻喉
科、皮肤科、骨科、妇科与产科在当时均属外科,本文仅列举以现今标准分类的外科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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