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则有切除体内异物、太阳穴肿瘤石、痈疽和取出体内子弹，并使用氯仿麻醉术。①
在清末反教话语中，外科手术被描绘为神秘而古怪的行为,更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异端。在以采
生折割为核心事件的清末教案中,西医外科的高超技艺并未如教会医学自身所宣示的那样令人信

服。对宋明之际“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行为的记忆，扩展到对晚清医学传教士切
割身体行为的恐惧，西医手术被认为通过折损人体以达行妖术的目的。较为典型的就是“剜目挖
心”，被西人挖出的眼睛和心脏可作为“造伪银之药”。与此相应，教堂、育婴堂与医院这类封闭的
空间，更易引发类似采生折割故事中损毁人体的想象。②

从《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伦理，到有关发须爪的民间信仰，身体的组
成部分在很多时候被认为与本主有共感关系,“即使已经同本主分离，所受的待遇，所处的境况，仍
被认为能影响到本主的寿命、健康、心情”，因此不可随意除去或丢弃，以免令本主陷入生病、灾难、

心思迷乱或神魂不安的危险境地。③器官之于人身整体性的意义更是如此。三国时期夏侯惇“拔
矢啖睛”的故事,践行了“父母精血不可弃”的孝道，更或是眼睛与脏腑有密切关系这一医学观念使
然。④医学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要想替中国病人割下病眼或身体其他病灶而不遭到百姓的疑惧，有

必要公开手术过程，并更小心地处置被割下的病块。1889年,英国医学传教士豪伊(J. Howie)在
福建的一颗大树下公开进行了一例切除病眼手术，目的是让旁观者看到手术没有什么害人的圈套
和秘密,以得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克服他们的陌生感与距离感。他还把病眼装在一只酒精瓶中归
还给病人，否则自己的行为一不留神就会印证用眼睛做药引的反教神话。⑤

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译介出版西医书籍，一方面作为教会医院培养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亦
企望西医知识在中国尽快传播。1857年,合信与管嗣复(即管茂材)共同编译了《西医略论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医外科的专书，涵盖了当
时西医外科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外科处理的主要病症。虽涉及身体各部位的外科疾患，但书中大量

篇幅细致介绍的是体表痈疽、外伤以及骨科等此类传统外科处置的主要对象。⑥嘉约翰于1881年
出版的七卷本《割症全书} {Manual of Operative Surgery)，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系统的外科手术学专
书。书中绘有大量手术图谱，更侧重技术操作性，手术操作者可以按图辨认外科病症，并准备治疗

器械，可谓“图明说备，精不厌详”。⑦该书将锯腿割手视为“割症之大端”，亦可见当时外科经验主
要仍在处理肢体或体表病状，截肢手术尚具相当程度的危险性。此外，五官、骨科等疾病等均属外
科范畴，显示外科尚未专科化。⑧

合信与嘉约翰等医学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多带有个人色彩。成立于1886年的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自20世纪初开始了制度化与组织化的翻译活动，医学名词统一的努
力也为医学教科书规范化提供了可能性。在博医会相继出版的中文医学书籍中，外科学方面主要

有:孑L美格(James Cormack ) A管国权译《罗卡两氏外科学)(Manual of Surgery),魏亨利(Henry

①
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第249—250页。
②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1页。
③
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71—72页。
④
⑤ 严忠浩:《医说〈三国演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⑥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第69—72页。
⑦ 合信著，管茂材同撰:《西医略论》，上海仁济医馆藏1857年版。
⑧ 《新刻〈割症全书〉外序》，《格致汇编》第6年,1891年秋季，第47页。
晚清较为重要的外科学译著还有嘉约翰译，林湘东述《裹扎新篇》，博济医局刻本,1872年;梅藤更、刘廷桢译撰《西医外
科理法》，广济医局1897年镌印；帕脱编，舒高弟、郑昌校同译《临阵伤科捷要》，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时间不详。眼科、耳鼻喉
科、皮肤科、骨科、妇科与产科在当时均属外科,本文仅列举以现今标准分类的外科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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