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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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史屠寃             2020年第5期


          驾在中国行医时,即未享受到无菌手术带来的便利,因为在他退休十余年后,巴斯德和李斯特在无
          菌法方面的进展才轰动世界。此外,伯驾的眼科与外科实践限于既有医学中的某些步骤,包括传统
          悠久的放血术以及轻泻药处方。①

               19世纪末以后,得益于麻醉术与无菌操作的普及,外科彻底摆脱了江湖医生技艺的定位,已成
          为可供病人选择的科学治疗方式,而非死马当活马医的最后手段。外科手术数量急剧增加,手术精
          细程度大大提高,感染率与死亡率则大为降低。科学外科在治疗阑尾炎、腹膜炎、胆结石、内脏肿瘤

          等方面使万千病人受益。外科医生变得越来越自信而自负,急于对病人展示他们新获得的权威。
          他们渴望把所有医疗都纳入外科辖下,将外科变成治疗百病的“万灵丹”。某些曾被认为是“正常”
          的身体现象被重新定义为“异常”,成为需要外科技术解决的“病症”,手术需求被不断建构。②在

         20世纪初的美国,很多外科医生缺乏足够的训练和诊断能力,部分医生在利益驱动下进行不必要
          且危险的手术。就某些类型的外科手术而言,十个中有九个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因此医学界有人
          建议,一个合格而标准的外科医生应该具备诚实、正确判断和科学训练这三个要素。③

              类似的情形也在中国出现。西医宋国宾在1937年撰写的《医师信条十讲》中,直接将“不滥施
          手术”列入其中,指出小到注射,大到割治,滥施各类手术乃是江湖医生虚张声势的敛财手段,而事
          实上有些病是可以用内科方法治好的。④一方面,医生群体鱼龙混杂,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合格

          外科医生少之又少,城市里大小医院的人员设备、医疗水准参差不齐,手术诊断与操作效果有其局
          限性,亦不乏为牟利而滥施手术者,这些确是当时中国的医疗现状。另一方面,病人既对手术可能
          带来的疼痛与身体损害感到恐慌,亦固守自我诊断、多方求治的医疗观念,对西医整体缺少信心。

          故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的手术纠纷中,病家多指责医生滥用手术、利益至上,既质疑医
          生技艺,亦控诉医生医德,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现代医疗模式构建过程中,外科医生树立医疗权威
          与病人仍试图固守传统之间的紧张。

               以手术技艺为代表的技术进步论建构了西医以外科见长的医学史论述。西医外科在学科形成
          过程中的自我界定,同时深刻影响了中医外科史的书写。在西医看来,西医外科之发达超越器物层
          面,乃基于将内科与其他学科之发展纳入外科理论。与此相应,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批评亦不限于器
          具,而是扩展到背后缺乏现代科学洗礼的“落后”医理。此乃西医优于中医之根本。而中医在应对

          西医优越论的同时,也被激发出一个重新发现中医外科史的重塑自我过程。既然西医外科之长对
          应了中医外科之短,即使原本在中医体系内处于末技位置的中医外科,也有必要自觉担负起抵御西

          医攻势的职责。割治对身体之气的损害,违背了中医经典中自然、圆融的身体观,这很容易为国人
          所理解和接受,故而中医外科的论述策略始终强调自身的优势乃在于外病内治与 “治本”之效。
              但是,外病内治原则仅在传统外科畛域即体表疮疡疾患上适用,现代西医外科将手术刀指向腹
          腔、胸腔等身体内部的复杂疾病,二者范畴根本不同。因此,中西医的交锋似乎并不在同一个频道

          上对话。正如廖育群所论冲医外科学虽不乏应用手术疗法直接去除病灶的表现,但在外治方面仍



             ①  爱德华•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130—131页。
             ②  理查德•巴奈特:《手术剧场:十九世纪外科学图志》,第242—243页。
             ③  "Are Surgeons Too Eager to Knife?” The China Press, December 30, 1917 , Magazine and Automobile Section, p. 1.
             ④  宋国宾:《医师信条十讲(续)》,《医药评论》第151期,1937年7月,第28—29页。就医学层面分析,当时有些手术确实
          是“不必要的”。如割除肿大的扁桃腺被认为是儿童预防多种疾病的重要方法,1930年代曾在学校中积极推广;但事实上,1920年
          代时即有医生指出,扁桃腺割除术并不应以肿大为根本指征,而应综合考虑病因及预后。参见狄科比著,应乐仁译《施扁桃截除术
          之指征》,《齐鲁医刊》第4卷第1期,1924年1月,第17—21页;张崇德《南京市寒假之学生扁桃腺割除》,《卫生半月刊》第2卷第
         5期,1935年3月,第6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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