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1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6期

籍教士 165人,除去修女医生，实际集中仅100人，完全够用,再加上早已集中完毕，不便再行指
定。①据此外交部答复于斌:经沟通，汝南、潢川近邻前线，且现已基本递送到达,不便再予指定。②
所以并未同意更改的请求，其中军事的原因盖过了宗教的理由，能否变更受多重因素的制约。

在陕西和甘肃等省，教会方面也有改定之请,但尚未成功即遇三原则出台，致使情形更复杂。
根据内外两部的解释:前定集中区域即作为指定自由传教区域，如地点无变更或增减之必要即不必
变更;其已集中之教士虽得请求返回原地，但须不在军事区域且须经列入指定传教区域以内。③内
外两部想协调中央法令和地方实际,把前定集中教堂所在地自动转为指定自由传教区域,不鼓励变

更，但其解释又为变更或新定传教区留下方便之门，再加上教会想借机解除集中。各方考虑不一,
致使中央法令和地方实践间存在较大张力。在集中教堂阶段的执行程度影响到实施三原则的态
度，甘肃、河南等早已集中完毕，自然不想变更;有些省尚未执行集中正好顺水推舟;另，部分集中,
部分尚未启程的则在两可之间。实际结果因多方博弈而大相径庭,大致可分三种:保持不变;变更

或新增指定传教区;将教士未启程或申请返回原居地划为指定传教区。
陕西是一个特别的版本。1942年4月陕西省政府已指定高陵和鄂县天主堂，但6月美籍主教
米干（Thomas Megan）巡视陕西,西安意籍主教万九楼（Julius Vanni）请其向省府提出：两处房屋不
够，且鄂县天主堂已年久失修，恳请到汉中、安康、西安、三原、同州集中。同时，陕西英美等国教士

20人也请愿，强调德意教士与本国政府绝无政治关系，历来为中国人民做出巨大贡献，恳请免于集
中。④内外两部表示未便变更,如房屋不足且存安全隐患，可就米干条陈中酌选一二与军事无关之
处，商承战区长官同意增定。⑤但尚未实行,三原则即出台，省政府请示外交部:三原则似有准留原

地毋庸集中之意，到底是继续前往集中地还是留居原地。⑥而于斌也不断向省政府请求:强调陕西
主教会议已决议竭力辅助抗战建国，如集中将影响巨大，恳请准留原地工作。省政府主席熊斌倾向
于同意，指出各县意籍教士在陕有相当历史,如强令离去，各项事业会停顿,拟让当地官绅具保后,
准留原地。内外两部同意，但须商战区长官,随后朱绍良也点头。1943年1月省政府报外交部获

准。⑦所以陕西采取的是一种变通办法:各教士由各地具保，可准留原地，唯以在非军事区域为限。
陕西因距军事前沿较远,且以万九楼为首的意籍教士多有支持中国抗战的表态⑧，从近百名教士均
能觅得保人也可见与地方关系良好,各种契机的结合使陕西成为例外。

不过，在甘肃却遭遇了困境。早在1942年3月甘肃省政府即指定兰州、天水、武威、张掖，并集
中完毕。但到7月因兰州德籍主教濮登博（Theodor Buddenbrock）所请,于斌致电傅秉常:集中致使
诸多教堂无人管理、教务停顿，根据法令集中应为主教堂等大教堂,故将总堂名单15处开列请核准
为集中区域。而三原则出台后，各集中教士也纷请返回原地。8月于斌借视察兰州,拜会兰州市长

蔡孟坚及省政府，进行疏通。但省政府解释:兰州和天水本为主教区,而武威、张掖虽附属兰州教
区，但教堂规模较大,故定为集中地，如准返回，不啻恢复原状。并指出濮登博因私设电台有间谍嫌
疑正在秘查。8月13日朱绍良也致电外交部:三原则与前颁法令不合，且本战区教士大多已集中

①
《河南省政府电外交部＞（1942年7月），外交部档案,11 -32-99 -10-047。
②
《外交部电于斌》（1942年7月17日），外交部档案,11 -32 -99 -10-104。
③
④ 《外交部复湖北省政府》（1943年2月17 EJ）,外交部档案，11 -32 - 99-10 - 042。
⑤ 《陕西省政府致电外交部）（1942年6月），外交部档案,11 -32-99 -10 -104。
⑥ 《内政、外交部复陕西省政府》（1942年7月），外交部档案,11 -32 - 99-10 - 046。
⑦ 《陕西省政府致电外交部）（1942年8月），外交部档案,11 -32-99 -10 -051。
⑧ 《敌籍教士指定传教集中地》，外交部档案，11 -32-99 -10-104。
《意籍天主教士在西安举行的中国阵亡将士追悼会之“弥撒典礼”》，上海《中华》第68期,1938年8月，第15页；《敌机暴
行，举世痛恨,西安义籍主教谈话》，重庆《大公报＞,1939年3月1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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