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6期

战后中法路权谈判从1945年9月开始，到1946年2月双方签约,历时五月有余，收回滇段路
权成了战后中国获得的一项外交成果。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滇段铁路的收回
“实足视为今日国际交往的一个好例子。从今以后，我们希望双方各自努力，改进路政，把它做成

两国经济合作的一条大动脉，更把它做成两国一般文化交流的坦途”。①王世杰私下也称，《中法关
于中越关系之协定》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解决了“滇越铁路之中国段由中国收回”。②中国收回路
权，结束了近代以来在铁路问题上中法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推动了中法新的经济合作关系的形成,
因此不无积极的外交意义。不过，战后国民政府为收回路权也付出了代价，不仅放弃了法国赔偿战

时中国在越南物资损失的要求，而且同意法国重返越南。国民政府同意撤兵越南，也使得战后中国
在入越受降的有利形势下，在法、越间两不讨好，最终招致内外俱失的后果。③

结论

纵观1940-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滇段铁路的过程以及中法围绕路权问题的交涉，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第一,国民政府接收铁路的过程是中法不平等条约逐步废除的过程。1940年9月国民政府控
制了铁路调度权后，出于军事管理的需要,要求滇越铁路公司法越籍职员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军事法

令,这实际上是中国在战时废除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开始。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在接管铁路
的同时，单方面废除了近代以来中国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46年2月28日中国在收回路权
的同时，正式废除了 1903年中法签订的《滇越铁路章程》,标志着废约的完成。因此，国民政府收
回滇段路权是中国废约运动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废约性质。

第二,国民政府接收铁路的过程主要受中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越南问题三个因素的影
响，尤其是越南问题贯穿过程始终。1940年9月，由于法国对日妥协，越南成为了日军进攻中国的

跳板,为防止日军假道越南进攻中国，国民政府不得不控制铁路调度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
的形成，中日战争成为同盟国与轴心国战争的一部分，随着维希政府完全沦为日本附庸，出于与轴
心国作战的军事需要，国民政府正式接管铁路。战后出于维护在越南利益的现实需要，国民政府最
终收回了路权。由于国民政府接收铁路的过程受到了中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越南问题三

个因素的影响，使得接收的目的和动机因时而变,接收过程也呈现渐进性和阶段性的特点。
第三,国民政府在滇段路权的交涉过程中，既坚持原则又适当让步,交涉方式较为灵活。控制
铁路调度权后，国民政府既拒绝了法方的换文要求，坚决维护了中国战时控制铁路调度权的合法

性，又向维希政府就相关问题做出了解释和说明,并搁置了接管铁路的提议 。接管铁路后，国民政
府既坚决辞退了法籍职员,又采取了积极措施解决他们的善后问题。在战后路权谈判中，国民政府
既坚持了收回路权的立场，又在路权收回方式和越南问题上做出了一定让步。国民政府在路权交
涉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这既是维护中国利益的需要，也是维系中法关系使然。

第四，滇段路权在中法两国的外交战略中从属于越南问题，并未主导1940-1946年的中法关
系。在战时和战后初期中法两国的外交战略中，滇段路权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没有左右双方的外

交政策。对中国而言，战时国民政府迟迟不愿与维希政府决裂，主要是基于越南问题的考量,与维

① 《社论:新约订立后的中法关系》，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3月5日，第2版。
② 《王世杰日记》第5册(手稿本)，1946年2月28日，第264页。
③ 参见罗敏《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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