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姜修宪/近代华北乡村土地交易的参与者及其人际关系

续表

序号 地区 异姓交易a 总交易b a/b( % )

6 广东饶平 74 148 50.0
贵州清水江 18 84 21.4
7
贵州吉昌 103 211 4& 8
山东惠民 12 17 70.6
8
山东高苑 7 10 70.0
河北大城 12 14 85.7
9 河北沧州 29 56 51.8
河北 47 92 51. 1

10 河南 191 339 56.3
11 云南 192 235 81.7

资料来源：江太新：《清代地权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188页；杨银权:《论清末民初陕西地产交
易的宗族性》，《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1页；蔡志祥編：『許舒博士所蔵商業及土地契約文書乾泰隆文書（1）潮汕地區
土地契約文書』，第247页；安尊华：《试论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土地买卖——以天柱县高酿镇木形村为例》，《贵州大学学报》
2014年第2期，第100页；孙兆霞主编：《吉昌契约文书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
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330页；李哲坤：《近代以来华北地区家族契约文书研究——以大城县正村姜氏家族契约研究
为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9—10页；朱文通:《沧州土地文书辑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
4期,1988年第1、3、4期；戴建兵等：《河北近代土地契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235页；吴晓亮、徐政芸主编：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王支援等主编：《故纸拾遗》（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故
纸拾遗》（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故纸拾遗》（五），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注:依原著统计时，仅统计交易方信息明确的土地买卖契约，其他租佃、典当、找价、分产契约未统计；样本量过少（10宗以下）
或研究时段不明的其他成果未列入。

上述结果是否会因包含了民国时期的样本而导致异姓交易数据偏高？也即，异姓交易比重
是否随时间演进而持续增加？这种基于线性史观的假设，缺乏理论依据①,也得不到统计数据的

支持。例如，在魏庄的301件清代买卖契约中，异姓交易有218宗，占72. 4% ；而158件民国买卖
契约中，异姓交易有110宗，占69. 6% 0这与清代民国时期加总后的平均数（71. 5% ）相差都不
大，反而是清代数据偏高，民国时期数据偏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各异。就云南来讲，在

总计57件清代田地买卖契约中，异姓交易有40宗，占70. 2% ,确实低于表2中的平均值
（81. 7% ）。但在河南清代时期的280件买卖契约中，异姓交易有155宗，占55. 4%，则高于表2
中清代和民国时期加总后的平均值（51. 3% ）。也就是说，异姓交易比重随时间演进而持续增加
的这一假定，难以成立。

实际上，异姓或同姓交易所占比重的高低，与研究样本的选取有直接关系。例如，明清以来福
建地区乡族组织和共有经济高度发展，家族内部买卖族产、地方组织买卖公产的经济行为盛行，土
地交易也就表现出更多同姓和同族交易的特征。②在徽州地区，明后期以来，作为宗族组织经济基
础的众存产业广泛存在和发展，也使得大部分土地买卖在亲族之间进行。③类似的，尽管统计显示

① 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台北《新史学》2008年第2期，第142页。
② 郑振满：《乡谟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T7页。
③ 刘道胜:《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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