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6期

同姓交易在清水江流域的土地买卖中占主导地位，实因研究样本中山（场）林（地）等共有财产比重
过高所致①;而徽商资本流向的族田、墓地和山林等土地类型，因大部分具有公共产业的特殊性质,
其在亲族内买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②更重要的是，在宗族关系发达的地区，出于敦亲恤族的考

虑，“族人互相典买（田宅），其价比外姓稍厚”③，族内买卖价格偏高，也加大了族内交易的比重。
反之，在清代成都龙泉驿这样的新开发地区，非同族之间交易的比例则更高（75% ）。④
（二）族际交易行为差异显著
魏庄不同家族之间的土地买卖行为表现是否有异？为了研究的方便，根据各个姓氏出卖土地

次数的多少，将表1中的土地买卖划分为三类：10宗以下,11-30宗和31宗以上，并分别以“小姓”
“中姓”和“大姓”区分。⑤采取这种划分的理由是,在一个村庄中，土地交易频率低的姓氏,其人口

数量也不会太多,而人口数量基数大的姓氏，发生土地交易的概率也更高。事实上，在魏庄及其周
边，表1中被归类为“中姓”和“小姓”的姓氏，除极个别情况外,无论是该姓在全县的人口数量，还
是其在该村所占人口比例,大多是偏低的⑥,而被归类于“大姓”的魏庄村王姓和小厂村乔姓,既是
本村人口最多的姓氏，也是土地交易最活跃的姓氏。

据表1可见，不同姓氏家族的土地交易行为特征表现各异：
其一，“大姓”倾向于在同姓之间进行交易。同姓交易主要发生在王、乔两大姓,分别占该姓氏

总交易量的52.5%和72. 5%。两姓合计交易量高达68宗，占全部同姓交易量的一半以上。张、
刘、孔三大姓虽然也较频繁地出卖土地,但同姓（族亲）交易却较少。可能是因为历史上人口迁移、
赐姓和改姓的影响，使得华北地区乡村社会中同姓不同宗、同姓不一家的情形比较普遍。⑦
其二，“小姓”的交易行为兼具大姓和中姓的特征，表现出各偏一端的分散性。只有少数小姓

在同姓之间进行交易，柴、束、辛等3姓仅有的3宗土地交易是在同族内进行的。大部分小姓主要
是与异姓进行交易，至于仅有一两宗交易的白、尹、颜等21姓，除颜姓有1宗同族交易外，其他都是
与异姓进行交易。换言之，小姓的交易行为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即或者总是在同族之间进行交

易，或者几乎完全是与异姓进行交易，而后者更常见。这说明，有的小姓会有意识地通过封闭自身,
强化本族在村庄的生存空间,而大部分小姓则主动通过与其他族姓建立联系来维持自身的存在。⑧
例如,小厂村朱康勤出卖的5宗土地，买主全是该村大姓乔孟桂的后人，而其孙女也嫁给了乔孟桂
的七世孙。

其三，介于大姓和小姓之间的“中姓”家族，主要是与异姓进行交易。除郭姓之间的同姓交易

① 张应强：《清代契约文书中的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
期，第60页。
② 周绍泉:《试论明代徽州土地买卖的发展趋势——兼论徽商与徽州土地买卖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第98页；张纯宁：《明代徽州散件卖契之研究——兼论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硕士学位论文，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
年，第82页。
③ 赵殳方等编:《桐陂赵氏宗谱•卷之首•家约》，光绪九年（1883）赵氏明宗堂木活字版印本，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
藏，第6页。
④ 郭广辉:《清代民国年间成都乡村的田房产业交易——以〈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为例》，《西华师范大
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51页。
⑤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⑥ 例如，泗水县的潘、谷、季、白、柴、韦、路、辛、顾、商等姓均不足千人，并且近代泗水县没有经历大规模人口辻出、辻入的机
械变动，而战乱、灾荒对人口自然变动的影响也不大。参见泗水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泗水县地名志》，出版单位不详，1998年
版，第437T61页；泗水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泗水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02页。
⑦ 安宝：《离乡不离土:二十世纪前期华北不在地主与乡村变迁》，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⑧ 刁统菊：《对红山峪村16张地契的民俗学解读》，《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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