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姜修宪/近代华北乡村土地交易的参与者及其人际关系

比例(44% )稍高外，其他姓氏同姓交易都不超过30%，甚至全部在异姓之间进行。并且，这类家族
的土地交易,更多地表现出固定与某一异姓大族交易的特点。比如，孔家村的夏姓一共卖出12宗

土地，全是与异姓之间进行的,其中与本村孔氏的交易就占9宗，而卖给孔继信一家的就有5宗。
类似的，小厂村董姓卖出的全部13宗土地，有12宗卖给了异姓，其中乔姓就占了 10宗。
地邻交易较少见
(三)
有研究认为，在土地买卖过程中，卖方倾向于多次分割零星出售土地①,而买方也有兼并地邻

田地的强烈需求。②这虽然反映了江南和华南地区的土地交易模式，遗憾的是，未能提供翔实的统
计数据予以验证。
验证卖方零星分售土地或买方兼并地邻的假设,较为直接可行的方法就是分析交易地块的

“四至”中是否包含买卖方。在魏庄的459件地契中，有77件没有载明四至信息。在余下的382件
地契中，四至中没有买卖方任何一方的交易有231宗，占到样本数的60% ;包含交易方的契约有
151件,仅占样本数的40%。全国其他地区地邻之间土地交易的比例更低:明代祁门县五都地邻间

的买卖不到8% ；清至民国成都龙泉驿邻居间的买卖只占26% ；明代徽州即使同都之间的买卖也不
过32%。③既然买卖双方之间多半不存在地邻关系，那就说明,不但卖主零星分割出卖土地的情况
并不常见,而且买主兼并相邻农户地块的情形也不多有。

理论假设与数据分析的相悖，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所致，也可能因上述假设分别过于强调了卖
方和买方的主动权。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买卖双方的被动性——卖方卖地的主动权因受制于急需
买主的钱款而变得被动，买方买地的主动权因卖方的惜售而变得被动——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形。

与徽州等地商业资本从事的土地买卖多属保值或“蓄水池”式投资不同④，华北地区小农的卖
地行为，往往是在婚丧嫁娶等刚性需求无法满足，或突发性需要大笔钱财且借贷无门的情况下被迫
发生的。⑤这样，卖主零星分割出售土地的意愿和主动权，就不得不受制于对买主金钱的极度渴求

而放弃。同时，作为买主的农户，在已有土地相对分散的情况下,除非急需土地以维生，或者兼并土
地以出租，也难有强烈的欲望去购置零星、分散的土地而进一步增加土地的分散性，以免支出更多
的劳作成本。⑥例如，在乔姓40宗和郭姓20宗载有四至信息的卖地记录中，四至中包含卖主的均

不过2宗而已，而“小姓”中出卖土地次数最多的宋、高二姓，四至中包含卖主的情形，更是绝无。
同样,谋求兼并地邻的土地,也只是买主的一厢情愿。主要由于农业人口过剩和分家析产导致
的田地分割、再分割过程,使得乡村交易的地块往往是小片土地。⑦“把这些碎块土地重新合并起

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两三个土地所有者同时把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一个人”，而小农不到迫不
得已是不会轻易出卖土地的，更不用说几个家庭同时出卖土地了。⑧因此，买主兼并地邻土地的诉

① 赵冈：《农地的零细化》，《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第5页；王日根:《清至民国建瓯土地契约中的经济关系探微》，《中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52—53页。
②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前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③ 张纯宁：《明代徽州散件卖契之研究》，第67页；郭广辉:《清代民国年间成都乡村的田房产业交易——以〈成都龙泉驿百
年契约文书(1754—1949) ＞为例》，《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51页；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
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④ 汪崇赏：《清代徽卅土地与商业投资回报率的比较》，《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35页。
⑤ 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土地买卖与社会再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3—15页；方行:《中国封建
社会的土地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0页。
⑥ 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中国七省十七县二八六六田场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2、169、186、188页。
⑦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192页。
⑧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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