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姜修宪/近代华北乡村土地交易的参与者及其人际关系

年。另外，笔者田野调查还发现,乡土社会秩序里的中人多“油嘴滑舌”，既不必是乡村富户，也不
必德高望重,只要“能说会拉”即可，而当地保长那些基层乡村领袖，“穿袍子、大褂，戴大礼帽，不
稀罕当中人”。①这种情形与江南富庶之区的情形大致相仿，与西南边陲地区的景况也相差不

大:在那里，或者“各乡保长、甲长类似市井无赖”以致可信程度较低②，或者中人年轻、无财产，也
不具有威望。③
从乡村领袖自身来看，他们也没有强烈的做中意愿。魏庄所在的鲁南地区，向有“有事的中人，无
事的代字”之类的俗语。④因为中人更容易在土地纠纷中涉讼而被牵连⑤，而哪怕只是作为证人出庭

往返，其耗费的时间和财富也都十分浩大⑥，更不用说还要承担责任,遭受体罚之辱。⑦在杜赞奇研究
过的近代华北地区,乡村领袖充当中人的情形也只出现于一时一地。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村庄领导逐
渐国家化⑧，国家介入田产买卖的程度日深。为强化乡村基层契税的稽查和征收，官中和田房交易

监证人相继取代了旧有的中人，乡村基层政权因之取代民间力量接管地方的田宅买卖活动⑨，从而
给人留下乡村地方领袖是中人主要来源的印象。但实际上，这种情形仅在河北较为盛行。因为官

中既非各省皆设,即或设之又非各县皆有⑩,而田房买卖监证人在其他地方根本就“没听说过”。⑪
还有研究指出,人们在进行土地买卖时,倾向于寻找亲族或同姓做中。⑫个案研究也发现，徽
州地区亲族做中的比例在25%—57%，平均45.7%®；浙东宁波亲族做中的比例，也几乎占总数的

一半。⑭然而以上研究所选择的样本显然是有偏差的:前者所据样本中的族内交易比例为66% —
91% （平均81% ）⑮，而后者样本中的“主要交易对象”，也只是一个当地的毛氏家族。⑯如果换成
另外的样本,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例如，对同处徽州的歙县枫桥江氏契约分析表明，中人与买卖方
之间存在族亲关系的交易，仅分别占总数的33. 7%和24. 2% o®
就本研究而言，由于魏庄地契中对交易者和参与者之间亲属关系缺乏记载，无法宜接确定族

人、亲友担任中人的比例，但可以借助间接的方法寻找亲族关系的代理变量,即交易方的至少一方

① 采访对象：王徐氏，女,84岁，山东省泗水县柘沟镇魏庄南村人，读过1年私塾。采访时间：2019年1月6日。
② 吴欣:《明清时期的"中人”及其法律作用与意义——以明清徽州地方契约为例》，《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第1期，第
169 页。
③ 瞿见:《清代文斗寨中人制度》，谢晖、陈金钊编：《民间法》第12卷，第271—273页。
④ 刁统菊：《对红山峪村16张地契的民俗学解读》，《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8页。
⑤ 蒋铁初:《明清民事习惯的证据功能》，《北方论丛》2007年第4期，第154页。
⑥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150页。
⑦ 李之芳:《棘听草•锻词》第6卷“产业”，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读》第9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 142 J46 页。
⑧ 陈耀煌:《二十世纪中国华北农村基层领导特质的演变------个口述历史的考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98期,2017年12月，第53页。
⑨ 王正华:《晚清民国华北乡村田宅交易中的官中现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3J17页。
⑩ 姜修宪:《〈孔府档案〉所见官中探研》，《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52页。
⑪ 徐勇、邓大才主编：《满铁农村调查•惯行类》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389页。
⑫ 李金铮:《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乡村经济交易的中保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116—117页；周进、李桃:《同姓
中人在清代绝卖契约中的法律角色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135页。
⑬郭睿君:《清代徽州契约文书所见“中人”身份探讨》，《档案学通讯》2017年第4期，第59页。
⑭顾琴儿:《谁有可能成为契约中人——以清代宁波房地契约的中人为例》，胡春惠、吕绍理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基
层社会：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研讨会论文选集》，第689页。
⑮ 吴欣:《明清时期的"中人”及其法律作用与意义一以明清徽州地方契约为例》，《南京大学法律评诰》2004年第1期，第
169 页。
⑯王万盈主编：《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⑰ 赵思渊：＜19世纪徽卅乡村的土地市场、信用机制与关系网络》，《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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