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杨卫华/抗战时期中国对德意传教士的控制政策与地方实践

一、宣战前中国对德意传教士的态度

据统计,1939年德意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分别是395人和465人，合计860人。①而据南京教区
主教于斌1941年呈报，德意天主教教士共约629人。②另据1942年外交部调查，德籍侨民389人,
意籍357人，合计746人。③数字所以有别，除沦陷区在不断变化外,外交部的统计涵盖了新教传
教士等，约150名新教教士均为德籍。

随着中国与德意关系恶化，两国传教士处境尴尬。早在1937年10月，广东连州意籍教士报
告:当地民众对其恶感日增,担心发生意外。广州意领事转向省政府求援，省府训令切实保护。④
湖北某意籍教士也感到彼等所处地位“极为微妙”，常因涉政治事件而“益感繁剧”。⑤德国传教士

也不例外。1938年1月德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 ）也曾抗议，称福建长汀德籍教士贝学纯
（H. Josef Birx）等被民众传为日本间谍，内政部指示设法制止，以免国际纠纷。⑥中国民众对两国
传教士的态度渐趋负面化，主要是担心他们充当日本间谍。1938年年初中央社记者刘尊祺因在与
安徽宁国天主堂司铎孟类亚谈话时对方言语支吾，怀疑其有间谍嫌疑。又浙江衢州17架军机遭日

机轰炸，因该县有天主堂，刘怀疑为传教士以无线电报告敌军所致。⑦同年，因德国承认伪满，更有
报刊直指其“有很大的可能”利用各地天主堂作为日本间谍机关，呼吁注意德籍传教士行为。⑧这
种间谍忧虑是国际形势变化在地方的一个缩影,诚如时人所言:“非我阵线、其心必异。”⑨

德意传教士人数不多，但深居中国，分布广泛，熟悉中国情形,确易引起中国官民的疑虑。相较
于民众的转变,各地军政当局出于对军事安全的考虑,更重视辖境德意传教士动向。从抗战爆发到
与德意绝交，数年内各地军事机关频繁向中央报告德意传教士的间谍嫌疑案例，特别是在鄂豫等军
事前沿地带。主要包括:利用发报机等传递消息;勾结日伪，庇护汉奸,组织维持会;借传教之名刺

探情报;借收容难民，训练汉奸，组织自卫军，阴谋暴动等。⑩各教堂拥有的违禁品，如枪支弹药、
收音机特别是电台、发报机，为间谍控告提供依据;传教士分布广泛，因传教、旅行和各种事业的
需要，来往各地,这种流动性很容易引发刺探军情的怀疑;而与日伪往来甚至合作,与敌占区教会

的人员、书信、电报往来或汇款等更被视为通敌的证据。在战时情境下，军政当局对此不可能无
动于衷。
各地驻军倾向于强硬，不断向中央建议,将其全部驱逐、迁移或解送后方。1938年2月第三战
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请蒋介石,担心教士间谍活动妨碍军事，让外交部通知各国驻华大使通令一律

① 《在华公教传教士之国籍一览》，《新南星》第6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372页。
② 《居留中国自由区德意两国教士统计表》（1941年12月），台北，“国史馆”藏（下略），外交部档案,020 - 070800 - 0057。
③ 《居留中国自由区德意两国侨民人数及其职业教籍性别统计表》（1942年1月），外交部档案，020 - 010108 - 00012 -
0044 o
④ 《令饬对于义籍教堂教士侨民应加意保护并禁一切谣言由》，《广东省财政公报》第18期,1937年，第23—24页。
⑤ 《自宜昌至襄阳》，《申报＞,1939年5月24日，第2张第7版。
⑥ 《内政部为德国大使托德曼请禁止歧视德侨并禁止称德人所雇中国仆人为洋狗及德侨被误认为日本嫌疑事与福建省政
府来往文书＞（1938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12（6）/10168。
⑦ 《顾祝同等电蒋中正请饬外交部通知各驻华大使通令各省府各战区司令长官一律派兵护送战区内传教士至后方以免为
敌所用＞（1938年2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下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 - 080200 - 00494 - 078o
⑧ 海粟:《注意德籍天主教徒的行动》，《抗建论坛》第2卷第3期,1938年12月，第2页。
⑨ 赛雅:《湘桂车中座谈会（上）》，《申报＞,1939年1月4日，第2张第8版。
⑩ 《洙源义教士与日人往来并袒护汉奸案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下略），外交部档案,11 -32-20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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