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近代史研究》2021第三期

孙会修 ／ “发表力”的养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
灿、李明昌等人认为是封建式，刘奇峰强调中国农民受地主、军阀、帝国主义的三重剥削，农村的封
建社会性质未变；覃远酋、赵心畲等人则遵从中大中国问题研究院主席华林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
地租是由封建式向资本主义式的过渡阶段。 三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方均尽力寻找对方漏洞，苦思论
据，努力让论述严谨，综合能力在无形中提升。 辩论也让学生的认识得以更新，区就宪受到集中批评

后，表示自己“并不反对乡村没有封建余孽，但是资本主义这方面倾向较大”，向华林的观点靠拢。 ①
课堂谈话训练对能力提升的作用同样明显。 盛岳对课堂辩论的效果印象深刻，称其“ 更能激
励上进，更有成效”，使学生主动从辅助材料中分析批判和提出问题，从互相讨论中获益匪浅，开始
了解之前未想到的问题，“并用新眼光去看旧结论”，表达和思维等能力明显增强；辩论中，学生的
意志得到提升，“人们提出论点就像在战场上向前冲锋。 就算这个学生被打败了，他也学会了在逆
境中坚持”。 此外，学生也能够在辩论过程中直面内心和外界批评，“学会了勇于承认失败和尊重

大多数人的意志”。 ②
谈话训练具有选拔干部的功能。 发表力是综合能力的体现，谈话训练能让党团员时刻处于相
互比较、相互督促、追求上进的状态。 党组织在此过程中可以甄别干部素质和能力，且长期和反复
的观察还能尽量降低误差。 所以，党组织将发表力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识别党员的素质，是
“温和？ 暴躁？ 忠实？ 虚狡？ 积极？ 消极？” ③ 以此判定能力大小以及具体在哪方面突出，作为干部
回国任用的重要依据。

三、 谈话训练与个性的冲突和调适

清晰流畅是优秀表达的基本要求，相当一部分留苏学生却难以做到。 在广播电视普及以前，方
言问题并不容易克服，在留苏学生中更是普遍存在。 在中大，一位年龄较大的女生满口天津话，她
有次登台发言说了句“列宁同志哪个主义呀”，引来哄堂大笑。 ④ 南方人更为困难，一位广东籍学生
不会说普通话，甚至也不会说广东话，只会家乡话，“ 所以极少发言”，被教员和同学一致评为“ 不
好”，建议遣送回国。 ⑤ 中大在鼓励学生练习普通话的同时，因势利导，逐渐注意利用方言开展工
作，以“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湖北、山东、东三省、江西”８ 种“ 语言” 统计学生方言情况 ，作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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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回国工作后地域分配的重要参考。 还有一些学生存在口吃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 东大学
生袁庆云说话口吃，在小组会中受批评最多。 但他“不怕说话”，并未明显影响交流，到莫斯科后还
先于同学学会说俄语。 ⑦ 郑超麟同样“说话时口吃” ⑧ ，到晚年仍未完全改变。 ⑨ 但较强的写作能力

①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午后 １４ 时（小组讨论会）》，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йцев （ КУТК） （１９２５ －
１９３０）， ５３０ － ２ － １１７。
②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 ９２—９３ 页。
③ 《第十二期第十五组第一次临时谈话会》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
（КУТВ） （１９２１ － １９３８）， ５３２ － ２ － １２４。
④ 谢怀丹：《岁月屐痕—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的回忆》，第 ３１ 页。
⑤ 一年级一班 Кочаров：《少共附支委员同志们鉴》，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йцев （КУТК） （１９２５ －
１９３０），５３０ － ２ － １２５。
⑥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 Сунь Ятсена Анкета студента － Балтийский》，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
Личные дела членов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４９５ － ２２５ － ３０８３。
⑦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第 １７７—１７８ 页。
⑧ 彭述之：《彭述之回忆录》上，第 ３０２ 页。
⑨ 周履锵（１９２７— ），浙江温州人，原中国托派成员，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 ３ 年多的时间里每周均与郑超麟见面。 他向笔者确
认，郑超麟晚年仍有口吃问题，且有福建口音，但说话逻辑性很强、有条理。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下午电话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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