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三期

余新忠 / 以新守旧 以中化西

深，力求四五年，未必学到家，岂是浅尝轻试所能办的。 况且中西互有短长，已是普通公认的。 ……心
里没根，最易眩惑，数典忘祖，舍近求远诸弊，全由此生。” 并对西医的“重行迹”，表现出更明确的
①
不认可。 他批评说：“西医重行迹，故凡病皆以行迹求之。 考验虽属精当，而说理不免穿凿。 因行

②
迹而求治法，故其法每多不效。 因无效而生恐惧，故每遇瘟疫诸病，必格外惊惶。” 何为重行迹？
他并无明确的界定，不过从其论述中大概可以看出，是指西医重视解剖，往往把疾病归因于具体的
物质性因素，比如将鼠疫、霍乱的病因归结为“微菌”。 在他看来，西医通过解剖等手段求行迹，解
剖的是死人，死人活人在生理上显然大有差异，学理上存在问题。 不仅如此，西医尽管考验推究病

原看起来很精当，但在治疗上却无实效。 ③
这些认识并非丁国瑞的发明，而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不过显然是他认同并内化于心的认
知，是他在学习西医新知后的深思熟虑之论。 通过学习，他明白西方的解剖学虽然“未必无枉费苦
心处”，“然较比中医之不求甚解，可又强的多多了”。 他还对细菌学说持开放的态度，“吾信细菌
学，吾信一病有一病之菌，吾信菌能杀人，菌能传染”。 但经过反复思考，仍无法认同细菌乃是疫病

的病原，“吾惟不明所以生菌受菌之理由，吾更不服疫为必死不治之武断”。 ④ 因此，他认为既然道
理上说不清、说不通，治疗上又不如中医有实效，若还崇信西医，实在是崇洋媚外，是迷信。 ⑤ 进而
从人道、情理和民族情感等角度，对严苛的近代卫生防疫举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若一遇瘟疫，即事张惶，非圈禁，即弃置，是已病者万无生理，未病者亦必遭劫。 不但少数
之患疫者无一生活，即多数之不患疫者，亦必随之同死。 天下有此等防疫治疫之善法乎？ ……
某某二国，对于中国人，见有一二患疫者，其余千百人，无论患疫与否，一概同入于闷罐中，或将
百十家，同一圈禁，或同付一炬。 弱国之民，直不如强国之犬。 ⑥

两相比较，反而让他对中医更有了自信，觉得岂止中医应该学习西医，西医更应学习中医，“西医要

打算大放光明，非取法于中医的气化学不可”。 ⑦
当时，丁国瑞已年届四旬，认知和思想也渐趋成熟和稳定，他关于中西医的认识基本定型。
1918 年，山西、绥远等地发生鼠疫，有感于当局仍采用西式防疫办法，遂激发他全面梳理自己对于
瘟疫的认识，在报端连载《说疫》之文，并集结成书。 该书大抵可以视为他有关中西医及其汇通认

识的总结性论述，其基本观点，相较于东北鼠疫期间，并无变化，不过更为系统和周严。 在自序中，
他首先就批评当时以简单而严格检疫隔离为特征的防疫政策，罔顾人伦孝道，且劳民伤财。 称：
“明知对西医之学理心理，稍欠迎合，而揆之天理人情，自信尚无不合也” ，更进一步表现出他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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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的自信和对西医的不甚恭敬。 在正文中，他表明自己并非排斥学习西医 ，也不是简单反对清洁、

① 丁国瑞：《论本末颠倒之害》（《民兴报》，1911 年 2 月 24 日），《竹园丛话》第 5 集，第 764—766 页。
② 丁国瑞：《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正宗爱国报》，1911 年 1 月 9 日），《竹园丛话》第 11 集，第 1893—1894 页。
③ 丁国瑞：《一误岂堪再误》（《民兴报》，1911 年 4 月 20 日），《竹园丛话》第 11 集，第 1957、1964—1965 页。
④ 丁国瑞：《一误岂堪再误》（《民兴报》，1911 年 4 月 20 日），《竹园丛话》第 11 集，第 1957、1965 页。
⑤ 丁国瑞：《新迷信》（《正宗爱国报》，1911 年 8 月 24 日），《竹园丛话》第 14 集，第 2456—2457 页。
⑥ 丁国瑞：《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正宗爱国报》，1911 年 1 月 9 日），《竹园丛话》第 11 集，第 1894—1895 页。
⑦ 丁国瑞：《一误岂堪再误》（《民兴报》，1911 年 4 月 20 日），《竹园丛话》第 11 集，第 1957—1958 页。
⑧ 丁国瑞：《自序》，《说疫》，富华印刷所 1918 年版，第 2b 页。
⑨ 丁国瑞：《覆某医驳疫之平议》，《说疫》（附张），《竹园丛话》第 2 集，第 3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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