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五期

2022 年第 5 期

只顾眼前利益，不注意护地建设，为获取木材和燃料，无限制砍伐林木，甚至“刨草盘、刨树根等，致
山上连树也长不起来”；三是山地开荒不注意修梯田，发水时坡地被雨水“拉坏”，坡下的地“也受牵
连，不是冲毁便是沙压”；四是成滩与防洪矛盾，盲目无计划修滩，导致河道被侵占，所以一发水，河道
不顺，不只新滩被毁，旧滩也要受害；五是护滩工程不巩固，护滩工程补修、检查疏忽、不及时，群众看

不到“河底的历年淤高，因而放松了护地工作”。 ① 可以看出，晋察冀边区政府已经注意到山、水、林、
滩同处一个生态系统之中，这就为今后冀西滩地流域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
尤应注意的是，1945 年以来，边区领导层对于华北山岳地区农业开发与河川、平原地区生产、
生活相互关系的认识逐步清晰，为整个华北地区流域环境治理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 1945 年 8
月，曾任晋察冀边区农林牧殖局局长的陈凤桐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抗战胜利后，华北山岳地
区“基本上应从农业区改造成森林、果园和牧畜区。 这不仅为了保持全华北的水土，调解全华北的
气候，它还要生产出足够的木材、果实和肉类，供给平原和大城市的需要。 这不但数倍、数十倍的增
加了丘陵高原地区人民的收入，而且保证了大河川下游农田、村庄的永久完全。 这一百年远大的计
划，应从今天开始”。 ② 这一思想充分考虑了河流上游与下游、丘陵高原（山地） 与滩地、平原不同
流域和地貌单元在生态治理中的空间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具有科学性。 另一方面，这一观点又是
出于生态治理的“公利”，兼顾了生态治理中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仅着眼于华北高原、山岳地
区民众生态治理的福祉，也为整个华北地区生态治理效益谋篇布局，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和计划性。
综合来看，这种生态治理思想并非凭空而来的一家之言，而是建立在反思边区各地生产实践及其生
态效应基础上的真知灼见，具有共识性，且能持续“流行”。 1949 年 1 月，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
张冲着重强调：“过去我们在农业上，由于缺乏长期建设观点与全局思想，曾犯下不少的错误，也使群
众吃亏不小，如山地开荒，虽可增加收入，但下游却被水冲毁了许多好地。”他还提出，今后各地各级领
导在思想上应当明确，“在农业生产上，要有长期建设观点与全局思想，克服盲目性，加强计划性”。 ③
在上述生态反思背景下，为改善晋察冀边区农业生态环境、保障滩地生产，晋察冀边区政府逐
步注重山、水、林、滩所构成的流域环境综合治理。 在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上，边区政府主要采取三

个举措：山地 30 度以上坡地禁止开荒，增修梯田；河滩地严格护滩；山地护林、造林，滩地植树造林。
1944 年 12 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在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上总结当年大生产
运动，并对 1945 年大生产运动作出部署。 宋劭文指出，关于防治水患和治河，“根本办法是造林植
树，过去开荒把青山变秃山造成水患，今后能修梯田者尽量修，不能修者提倡植树。 护滩与治河应
统一计划，反对只顾自己损害别人（为争着修滩，挤窄河道，水大了，把滩冲毁等）。 解决上流与下

流、离河远与离河近的矛盾，统一计划，小的利益服从大的利益”。 ④ 这种认识源自从事地方实际事
务的一般干部，他们注意到山地无序开荒引发水土流失，导致洪灾频发，滩地频繁被冲毁。 如繁峙
县干部指出：“开荒可以种三十年，但三十年以后，山坡就成了光板石头。 那时，荒地不能再开，岗
地、滩地也无法淤起，老百姓只有全部逃走，变成‘无人区’了。” 1946 年 1 月 31 日，宋劭文在边区
⑤
财经会议上再次指出：“有荒山、沙滩、河堤、河畔的地方，要组织群众造林，对现有森林要特别加以
保护，并奖励群众栽培果木树及各种林木。 ……三十度以上的山荒仍严格禁开，应奖励群众荒山造

① 《阜平遭受严重水灾 县党政军民进行广泛救济》，《晋察冀日报》，1945 年 9 月 30 日，第 1 版。
② 陈凤桐：《造林护林是防止水旱灾害的百年大计》，《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25 日，第 4 版。
③ 《张副部长在华北农林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1 月 6 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 辑，第 1022 页。
④ 宋劭文：《1944 年大生产运动总结及 1945 年的任务》，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编，第 467 页。
⑤ 程子华：《参加群英会的干部对大会报告的讨论的结论》（1945 年 1 月 5 日），《晋察冀日报》，1945 年 3 月 18 日，第 1 版。
1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