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五期

张发青 / 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的多维审视

采访；又讲一口温州官话，陕北人听不懂”，“很可能劳而无功”，不料他是唯一一位出版著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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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① 该书出版后，有国民党官员气愤地说：“想不到纰漏会出在这个聋髶记者身上！” 由于他
的“国统区新闻记者”身份，未能前往敌后前线观战，因此该书对延安进行了一些“轮廓的报道”“忠
实的介绍”和“自由的批评”，并被周恩来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 ③
其余三位外国记者赴延安采访之前，已在中国担任记者多年，对于其他记者尚属陌生的共产党
人，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 福曼曾在 1937 年采访过彭德怀与贺龙；冈瑟·斯坦来华前“曾以
《柏林日报》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逗留过一年多时间，目睹了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的发展”；爱泼
斯坦读过《共产党宣言》。 这种共同的经验，使他们具备了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比较研究的能力，从
而撰写出更有深度的作品。 在写作风格上，冈瑟·斯坦偏重从各种各样人物的谈话中获取素材，报
道话题因人而异，使读者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强烈感受。 爱泼斯坦不仅报道了抗日根据地军
民的抗战业绩，而且还对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剖析，并高度评价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边区抗战经验。 而福曼则比较注重现场感，他不是采用高谈阔论和抽象的说教来记录其考察过程，
而是运用生动具体的事实和采访对象的原话来说明外界关心的话题，“以期通过事件的自然流动
和客观事实的展示，在显露其倾向性的同时，让读者得出相应的结论”。 ④
（一）边区开放自由，中国共产党广受支持
考察期间，福曼发现边区“一切开放自由，绝无政府限制，诸如活动、讨论、谈话、访问、摄影等
等，都无限禁，自政府中最高官员，以至最低级之农民工人，莫不皆然”。 ⑤ 福曼的这一发现得到了
同行记者、美军观察组和外国传教士的证实。 斯坦说，“我是完全自由自在地进行调查的，可以随
便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随便找我所要找的人谈话。 没有人阻止我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人拒绝回

答”。 ⑥ 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在边区，无论是领导人还是人民，对我们都是开放
的、直接的和友好的”。 ⑦ 曾在边区工作过的美国传教士证实，“我在中国工作多年”，“我要到什么
地方去是自由的，从来没有受到过干涉，也没有人暗中监视”。 ⑧
经过走访调查，福曼告诉读者，“共产党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

作”。 ⑨ 爱泼斯坦写道，“日军活动的细节常常在他们还没实际行动之前就从据点里的厨子、挑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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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为八路军工作的伪军那里传递出来”。 ○ 武道证实，“老百姓用各种的方式和军队合作，帮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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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撤退受伤的士兵”。 ○ 日本人也发现了边区军民的友好关系，“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
政者不同。 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
相比的”。 日本人还注意到，八路军的“武装力量并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有层层的民兵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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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因此，“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费尽力气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 1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9 页。
② 张林岚：《赵超构在重庆》，重庆新闻志编辑部编：《重庆报史资料》第 13 辑，1993 年，第 6—7 页。
③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 249 页。
④ 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第 305—308 页。
⑤ 《福尔曼六月六日自延安拟发雪梨晨报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宣传部档案，七一八（5）：91，第 86 页。
⑥ 冈瑟·斯坦著，马飞海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1 页。
⑦ 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1941 - 1949 （ Chicago：
Eschenburg Press， 1963）， p. 1063.
⑧ 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227 页。
⑨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p. 203.
0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第 170—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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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道著，李普译：《我从陕北回来》，《解放日报》，1944 年 11 月 13 日，第 3 版。
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72、4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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