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2022 年第 6 期

其三，相信孙中山的意志难违。 孙中山意志坚定，有足够的胸怀容纳百川，但却不能容忍有
与之平起平坐的反对党。 孙中山曾说道：“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事？ 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

势力。” ① 虽然他批评邓泽如来信主张反共，但同时也不把陈独秀等人放在眼里，以为“此乃中国
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并声称俄国的合作者是国民党，“ 何有于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

之”。 ② 马林从一开始便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故提醒中国共产党党外合作行不通，应改弦更
张，行党内合作。 而陈独秀等人一开始坚决反对这一主张。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甚至说，孙中山

未必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后悔当年未能坚持己见，继续做说服工作。 ③ 这只能说明他们低估了
孙中山。 而李大钊能与孙中山促膝长谈，自然是深悉孙中山以国民党为中心势力、以自己为革
命领袖，是其不容触碰的底线。 正因如此，李大钊能因势利导，成为公认的“ 国共合作的一位适

当主角”。
总之，李大钊所谓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事实上详密研究的结果，是将列宁关于民
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的善果。 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

中心势力思想的深化。 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中心势力”的确定要具有全局意识。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报告说：“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
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由集中的政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 ，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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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意识；同样，陈独秀亦提醒中共党员，为了集中革命势力，打倒军阀，必须集合于国民党中，使之
成为强有力的革命党，否则将分散革命势力，延长军阀生命，强调的也是全局意识。 他们明白，所谓
“中心”须是足以维系全局的重心，当下唯有最具实力的国民党能担此重任。 第二，“中心”是分层
次的。 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的使命没有变，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
改变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推进国民革命发展；“参加国民党的我党同志

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 ⑤ 换言之，“中心” 是分层次的。 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发展成为国民革
命的中心势力与领导力量，但它本身就必须是引导国民党改革的动力，成为“中心”中的中心，即是
形塑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 第三，“中心”建设的关键是领导权问题。 保证国共合作重建
社会中心势力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保持独立性与领导权。 马林从一开始便提醒中
国共产党注意，加入国民党务必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邓中夏曾形象地指出，“领导” 与“领
袖”是有区别的，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好似总司令”；而真正领导各阶级上前线与敌奋斗

者，“乃是无产阶级，好似总指挥”，故中国共产党要自觉去“争取革命领导权”。 ⑥ 尽管这一论断未
能落实到位，尤其是后来在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失误，造成了革命失败的严重后果；但是，中国共产
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之深化，初步形成了自身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进而深刻影响了其后

政局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由“以共产党为主”，毅然转向以国民党为“中心”，并非放弃立党的初衷，而是走向
成熟，表现出了审时度势的心胸与远见。 国共合作，彼此双赢：国民党获得了新生，中国共产党也为
自己迈向中国政治大舞台，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二者合力，共同为国民革命开辟了道路。 所以，

① 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44 页。
② 《邓泽如写给孙中山的信及孙中山的批语》（1923 年 11 月 29 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3 册（内部资料），中国人民解
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1979 年编印，第 321 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第 359 页。
④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1），第 610 页。
⑤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1），第 612 页。
⑥ 邓中夏：《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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