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郑师渠 /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

有决心和勇气抗日救国的广大民众，无异于公开否认了“国民党政权中心”说。 而在 1936 年年初，
为压服民众的爱国运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告国人书》，宣称：“本党为一切革命发动之枢机，
我政府为唯一有权力之机构，责任重大，不敢稍忽”，“其有不听劝告”，“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
裁”，表现出以社会中心自居，咄咄逼人。 ① 但是，救国会却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中国的抗敌战争，
谁都不能否认中心的力量还是民众”，为了战胜敌人，唤起民众与组织民众比军事力量更迫切，所
以政府“必须立刻解除舆论的压迫，开放民众组织的自由”。 ② 相信人民自身的力量，救国会自觉有
底气。 它表示自己只是民间团体，无意争取政权，也不想与政府对抗；但又声明，“我们自然可向他
（指国民党政府———引者）提出人民的要求，而同时对他表示我们的力量———那就是说，如果他无
理压迫我们，我们的群众力量是能够冲破压迫的”。 ③ 救国会以民众的代表自任，提出抗战救国的
诉求。 这里所谓“人民的要求”“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群众力量”，足以“冲破压迫的”，此种提法及
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彰显救国会在现实斗争拥有了凝聚人心的合法性。
第三，坚信建立抗日联合战线是体现“民众力量中心”的唯一途径。 沈钧儒等人指出：抗日救
国大业决非任何党派或个人所能包办，要达最后胜利，“必然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 ④ 这就是
建立包括各党各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少奇也强调，中国人民中存在着“民族解放的铁
一般的中坚力量”，需要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去加以组织，这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和战胜侵略
者的“中心关键”。 ⑤ 为此，救国会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是国民党要反省过去，主动促成以国共合作
为主体的统一战线。 沈钧儒等人认为，九年前国共可以联手反对军阀，今天为民族救亡计，何以不
能再度联手抗日？ 他们特别提醒国民党：“现在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却并没
有表示”，这将失去民心，于自己不利。 ⑥ 同时，他们也希望共产党在发表“八一宣言”后，能进一步
采取和解政策，促进国共合作。 二是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救国会宣言认为，“政治领导
之权谁属，在平时要看谁能适应人民的要求，在目下要看谁能切实领导抗日战争”。 国民党既是当
权者，负责任也最大。 它若能纠正以往错误，切实领导抗战，其在政治与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是不
必顾虑的；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很自然的取得领导地位”。 ⑦ 这就是说，谁能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
权，取决于他是否能真正起到实际领导抗战的责任。 如前所述，邹韬奋更进一步提出“领导中心是
受着大众的领导，也只有受着大众领导的中心才能成其为领导中心”。 ⑧ 其意是说：领导权无论谁
属，归根结底都必须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并为其所认可。 这自然更将问题引向了深化。 三是关于
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基础问题。 救国会认为，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是实现各党派合作的基
本条件。 当前需要召开一个各党各派的“合作抗日会议”，同时还需要一个以普遍选举方式产生的
“国民救亡会议”，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 ⑨ 《生活日报》上还有人主张召集国防会议，作为

①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告国人书》，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第 245 页。
②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国民党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正》，《“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第 72、73 页。
③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检讨》，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第 112 页。
④ 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7 册（内部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党史教研室 1979 年编印，第 403 页。
⑤ 邹韬奋：《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韬奋全集》 （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1 页。
⑥ 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7 册（内部资料），第 403—406 页。
⑦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第 150 页。
⑧ 《领导权》，《韬奋文录》，《民国丛书》第四编（99），上海书店 1992 年影印版，第 244 页。
⑨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第 157 页。
6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