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郑师渠 /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

也就不难理解，当时毛泽东在致沈钧儒等人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
尤其表示拥护以民众力量为中心；“我们认为苏维埃和红军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绝对的尊重与执行
人民对于我们的批评、意见和要求，并准备在各种问题上听凭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民主的裁

决”。 ① 其三，号召社会各界团结起来，与救国会采取一致的行动：“凡海内外各界同胞，应当以该会
的主张为一致奋斗的目标，应当团结起来与该会为一致之合作。” ② 这也印证了范长江所说：“救国
会那时已成了抗日联合战线的大集团，主张抗日的各党各派都在救国会的旗帜之下发动各地方的
组织。”总之，救国会以“民众力量”为中心、建立各党各派抗日联合战线的诉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战
略目标相契合；而在当时的语境下，救国会作为全国性的民间团体，其大声疾呼、推波助澜，“正给

了我们以良好的示范”，即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又有别于后者，非同凡响。
与此相反，救国会的主张对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陷于尴尬的
局面。 这不仅是因为救国会主张“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抗日大团结” ，揭出了抗战救亡的主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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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力量”是民众自身的时代主题，从而在现实斗争中占据了民意与道德的高地；同时，也令国民
党以“革命机枢”“唯一政权机构”自居的所谓“社会中心势力”，相形见绌；而且，救国会自认负责
促成各党各派联合战线，这就不仅要求各方与之谈判，还要求各方接受统一纲领制约，由此建立
“统一的救国政权”。 然而，这个“救国政权”与国民党现政权的关系是什么？ 救国会并没有予以明

确界定。 但救国会宣称，国民党只要能纠正以往错误，真正领导抗战，其领导地位“是不必顾虑的。
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很自然的取得领导地位”。 换言之，国民党在未来“救国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
不确定的，仍需努力争取才可能得到。 尽管这只是救国会诸君难免“天真”的表述，但让当政的国
民党“情何以堪”！ 更甚者，在当时“通共”本是弥天大罪，“剿共”更属国民党的“国策”，而救国会
却公开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剿共”，主张国共合作，以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无异于为共产党“正
名”，这同样为国民党所不容。 所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大为震怒，当面对沈钧儒等人说：“你们有
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的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的，那不是要另组政府又是什么呢？”要求
立即解散救国会，并威胁说：“否则今天便把你们扣留起来！”“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 那就让你们

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 ④
然而，形势比人强。 正如《大公报》 记者范长江所言：“全国人心趋向很显然了！ 再要违背人

心，局面不会安定了！” ⑤ 1936 年底，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
袖，却使国人联合抗日的要求更趋激化，“七君子事件”也成为激成西安事变的一个客观因素。 西
安事变后，张学良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一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分子。 而毛泽东
亦说，西安事变的发生，确受数种势力的影响，其中第二种势力便是“ 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

涨”。 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如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实现
国共合作的“临门一脚”；那么，强有力的“供球手”，则当是救国会提出的“民众力量中心” 说推动
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普遍高涨，唤起的强大民意。
救国会诉求的核心内容是建立抗日民主制度，故提出了几种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制度设计：由普

① 毛泽东：《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第 130、133 页。
② 《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救国时报》，1936 年 7 月 8 日。 转引自周天度、孙彩霞《 救国会史（1936—
1949）》，第 43 页。
③ 范长江：《祖国十年：1941 年 9 月—12 月》，范长江著，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第918 页。
④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第 976 页。
⑤ 范长江：《祖国十年：1941 年 9 月—12 月》，范长江著，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第 918、921 页。
⑥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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