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郑师渠 /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

裁的作用”。 ①
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情况更为复杂。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内合作
方式，共产党希望通过改造国民党成为革命的政党，推动国民革命以实现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
目标。 第二次国共合作则采取党外合作方式，希望通过承认国民党是全国抗战的领导力量，推动全

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当时告诫党内同志说，有人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权宜之计，
“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② 换言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既是团结抗日的强大武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最终实现重建社会“中心势
力”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 由于国民党坚持以自我为中心，力图消灭共产党与其他各党派，故中国
共产党充分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从一开始便对在统一战线中自身的独立性与领导
权问题，保持高度自觉。 毛泽东一再强调：对国民党的破坏，我们就要斗就要争，其中就包括争夺领

导权。 我们要警惕，不要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 ③ 然而，在此种情况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中心”地位及其代表的“民众力量中心”，将如何体现呢？ 这个问题与党史学界关于抗日战争领

导权问题的争论是相关联的。 刘大年认为，国共在抗战中各有自己的领导地位与作用，无法否定，
如同地球有两极，而非一极。 二者的领导作用“是从又统一、又矛盾斗争中来实现的”。 其状况，可
以表述为“对立统一运动系统或法则”。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任何社会团体都无法独立
承担起领导抗战的伟业。 二者既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结构，也没有“某种形式的谁先领导谁后领
导的过渡，于是不平衡、不稳定的对立统一中运转的领导状况，就成为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成为唯
一可行的、无可代替的了”。 ④ 刘大年的说法自有合理性，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共两极构成的
抗日统一战线这架天平上，其“中心”地位或“民众力量中心”的体现是动态的过程，其“领导中心”
的确立，最终将取决于民众的意志；同样，此种动态的过程也不可能脱离民意的选择。 在皖南事变
发生后，范长江指出：国民党“弄成现在的僵局，不但国共两党不能亲密团结，而且其余一向反对共
产党的，比较倾向赞助国民党的在野各党也不得不继续‘ 民主政团同盟’，向国民党要求民主
了”。 ⑤ 这说明，天平正逐渐倾向了共产党一方。 黄仁宇也肯定这一点，他亦认为，抗战胜利后，“历
史发展之重心，实已逐渐转移至对方中共那里去”。 ⑥ 抗战结束后，国共合作再次破裂，自称为社会
中心所在的国民党政权最终走向崩溃，中国共产党却创建了新中国，成为李大钊创党时所希望的名
副其实的新中国“中心势力”所在，正可以看成此种民意选择的结果。

余论

近代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缘起，是与近代新的社会力量出现及其谋求救亡图存、改造中
国的初心相联系的。 当时正忙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成为明确和系统地阐述这一思想的第
一人，具有象征的意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有开天辟地的气象。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提出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既是明确自己的建党目标，同时也是明确了一种革命战略。 得益于列宁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这一思想得到深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

① 王芸生、曹谷冰：《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 25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 页。
②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64 页。
③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62 页。
④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张海鹏主编：《刘大年全集》第 1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32—236 页。
⑤ 范长江：《祖国十年：1941 年 9 月—12 月》，范长江著，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第 934 页。
⑥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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