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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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师渠 /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
裁的作用”。 ①
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情况更为复杂。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的是党内合作
方式,共产党希望通过改造国民党成为革命的政党,推动国民革命以实现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
目标。 第二次国共合作则采取党外合作方式,希望通过承认国民党是全国抗战的领导力量,推动全
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当时告诫党内同志说,有人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权宜之计,
“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② 换言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既是团结抗日的强大武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最终实现重建社会“中心势
力”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 由于国民党坚持以自我为中心,力图消灭共产党与其他各党派,故中国
共产党充分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从一开始便对在统一战线中自身的独立性与领导
权问题,保持高度自觉。 毛泽东一再强调:对国民党的破坏,我们就要斗就要争,其中就包括争夺领
导权。 我们要警惕,不要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 ③ 然而,在此种情况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中心”地位及其代表的“民众力量中心”,将如何体现呢? 这个问题与党史学界关于抗日战争领
导权问题的争论是相关联的。 刘大年认为,国共在抗战中各有自己的领导地位与作用,无法否定,
如同地球有两极,而非一极。 二者的领导作用“是从又统一、又矛盾斗争中来实现的”。 其状况,可
以表述为“对立统一运动系统或法则”。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任何社会团体都无法独立
承担起领导抗战的伟业。 二者既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结构,也没有“某种形式的谁先领导谁后领
导的过渡,于是不平衡、不稳定的对立统一中运转的领导状况,就成为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成为唯
一可行的、无可代替的了”。 ④ 刘大年的说法自有合理性,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共两极构成的
抗日统一战线这架天平上,其“中心”地位或“民众力量中心”的体现是动态的过程,其“领导中心”
的确立,最终将取决于民众的意志;同样,此种动态的过程也不可能脱离民意的选择。 在皖南事变
发生后,范长江指出:国民党“弄成现在的僵局,不但国共两党不能亲密团结,而且其余一向反对共
产党的,比较倾向赞助国民党的在野各党也不得不继续‘ 民主政团同盟’,向国民党要求民主
了”。 ⑤ 这说明,天平正逐渐倾向了共产党一方。 黄仁宇也肯定这一点,他亦认为,抗战胜利后,“历
史发展之重心,实已逐渐转移至对方中共那里去”。 ⑥ 抗战结束后,国共合作再次破裂,自称为社会
中心所在的国民党政权最终走向崩溃,中国共产党却创建了新中国,成为李大钊创党时所希望的名
副其实的新中国“中心势力”所在,正可以看成此种民意选择的结果。
余论
近代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的缘起,是与近代新的社会力量出现及其谋求救亡图存、改造中
国的初心相联系的。 当时正忙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成为明确和系统地阐述这一思想的第
一人,具有象征的意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有开天辟地的气象。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提出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既是明确自己的建党目标,同时也是明确了一种革命战略。 得益于列宁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这一思想得到深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
① 王芸生、曹谷冰:《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 25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 页。
②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64 页。
③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3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62 页。
④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张海鹏主编:《刘大年全集》第 1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32—236 页。
⑤ 范长江:《祖国十年:1941 年 9 月—12 月》,范长江著,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第 934 页。
⑥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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