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2022 年第 6 期

命，同时也使自己迈向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 统一战线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
产党建党伊始提出的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及其深化，可以说，为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九一八事变后，重建中心势力说演化为全社会博弈的命题。 救国会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主张，不认同国民党以社会中心自居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提出“民众力量中
心”说，促进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
民意支撑。 两次国共合作，分别构成了国民革命与抗日救亡两个时期的社会“中心势力”所在；但
是，由于合作形式不同，其中心势力构成自有差异。 前者采取的是党内合作方式，表面上是以国民
党为中心，实际上是共产党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成了“中心”中的中心。 后者采取的是党外（严格说
来是各党各派）合作方式，本应在民主平等的制度化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从而形成全民
族抗战的中心所在；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必欲消灭其他党派而后快，共产党只能坚
持独立自主与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努力维持统一战线的存在与发展。 缘是之故，抗日统一战线所
体现的这个中心势力，自然也就只能呈现为动态的“不平衡、不稳定的对立统一中运转的领导状
况”。 即“中心”问题是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相联系的，中心所在即领导权所在，反之亦然。 前者，
中国共产党由于放弃了领导权，最终被迫退出核心地位，归于失败，原有的革命中心亦得而复失；后
者，中国共产党吸取前车之鉴，敢于坚持领导权，在斗争中求团结，故能维持某种平衡，使艰难缔造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救国的中心，得以坚持到最终的胜利。
近代国人提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固然反映了人们在探索救亡图存、改造中国道路的过
程中之进步与自觉，两次国共合作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说明了这一点；然
而，历史发展是辩证的统一。 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国人一再提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强烈诉
求，艰难重建的社会中心却又一再得而复失，同时又反映了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道路之艰难曲折。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内战复起，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 一
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以“中间势力”“第三种道路”自居，重新打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时用“重心”
一词）、“重建权威”的旗号，以为唯有他们才是国共之外的“一种新的力量”，可以“稳定今日中国
的政局”。 ① 但是，时移势易，他们认错了形势，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9 年，中国共产党
创建了新中国，同时也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民族与社会名副其实的“中心势力”的地位。 近代国
人孜孜追求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以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至此也宣告完成了。 1932 年胡适曾预言，
缘国共第一次合作而得以建立的“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中心）”，既得而复失，中国要想重新建立
起社会中心势力，至少还需花费一二十年的时间；其预言虽大致准确，然而，终获重建的社会中心势
力，不是他所希望的国民党，而恰恰是他所抵拒的共产党。 这反映了人民选择的公正性与历史辩证
的发展。 1954 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
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② 他精辟地阐明了领
导新中国的“核心力量”，即社会“中心势力”的特质。 70 多年过去了，这个中心依然坚如磐石，今
天她正领导国人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责任编辑： 杨宏）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第 2 卷第 2 期，1947 年 3 月 8 日，第 8 页。
②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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