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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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6 期
命,同时也使自己迈向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 统一战线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
产党建党伊始提出的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及其深化,可以说,为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九一八事变后,重建中心势力说演化为全社会博弈的命题。 救国会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主张,不认同国民党以社会中心自居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提出“民众力量中
心”说,促进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
民意支撑。 两次国共合作,分别构成了国民革命与抗日救亡两个时期的社会“中心势力”所在;但
是,由于合作形式不同,其中心势力构成自有差异。 前者采取的是党内合作方式,表面上是以国民
党为中心,实际上是共产党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成了“中心”中的中心。 后者采取的是党外(严格说
来是各党各派)合作方式,本应在民主平等的制度化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从而形成全民
族抗战的中心所在;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必欲消灭其他党派而后快,共产党只能坚
持独立自主与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努力维持统一战线的存在与发展。 缘是之故,抗日统一战线所
体现的这个中心势力,自然也就只能呈现为动态的“不平衡、不稳定的对立统一中运转的领导状
况”。 即“中心”问题是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相联系的,中心所在即领导权所在,反之亦然。 前者,
中国共产党由于放弃了领导权,最终被迫退出核心地位,归于失败,原有的革命中心亦得而复失;后
者,中国共产党吸取前车之鉴,敢于坚持领导权,在斗争中求团结,故能维持某种平衡,使艰难缔造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救国的中心,得以坚持到最终的胜利。
近代国人提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固然反映了人们在探索救亡图存、改造中国道路的过
程中之进步与自觉,两次国共合作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说明了这一点;然
而,历史发展是辩证的统一。 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国人一再提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的强烈诉
求,艰难重建的社会中心却又一再得而复失,同时又反映了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道路之艰难曲折。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内战复起,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 一
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以“中间势力”“第三种道路”自居,重新打出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时用“重心”
一词)、“重建权威”的旗号,以为唯有他们才是国共之外的“一种新的力量”,可以“稳定今日中国
的政局”。 ① 但是,时移势易,他们认错了形势,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9 年,中国共产党
创建了新中国,同时也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民族与社会名副其实的“中心势力”的地位。 近代国
人孜孜追求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以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至此也宣告完成了。 1932 年胡适曾预言,
缘国共第一次合作而得以建立的“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中心)”,既得而复失,中国要想重新建立
起社会中心势力,至少还需花费一二十年的时间;其预言虽大致准确,然而,终获重建的社会中心势
力,不是他所希望的国民党,而恰恰是他所抵拒的共产党。 这反映了人民选择的公正性与历史辩证
的发展。 1954 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领导我们事业
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② 他精辟地阐明了领
导新中国的“核心力量”,即社会“中心势力”的特质。 70 多年过去了,这个中心依然坚如磐石,今
天她正领导国人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责任编辑: 杨宏)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第 2 卷第 2 期,1947 年 3 月 8 日,第 8 页。
②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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