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郑师渠 /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

毛泽东高度评价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
有国民革命。 ① 其后，虽然由于国共分裂，初建的新的社会中心势力不复存在；但是，随着九一八事
变后国难当头，这个原本限于中国共产党内的议题，进一步演变为全社会博弈的命题，并成为助益、
催生国共再度合作的重要因素。

三、 救国会的“民众力量中心”说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927 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执掌政权，表面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实则新军阀割据纷争依旧。 1929
年 5 月，蒋介石在解决桂乱、志满意得之时发表《和平统一》一文，宣称：“现在中国国民党，已形成

为国中唯一之中心势力，而国民政府之组织，即由此中心势力所构成”；而中心势力关乎国之治乱，
有敢于挑战者，“则中心势力之本身，自足以制裁之”。 ② 国民党以社会中心自居。 然而，1930 年中
原大战再起，接着又在江西“剿共”，内战不绝；九一八事变后，更是国难当头。 国民党愈益四分五

裂，其政权既无法保境安民，所谓“国中之唯一之中心势力”，实成自我讽刺！
耐人寻味的是，1932 年 9 月即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胡适却在《独立评论》发表《惨痛的回忆与
反省》一文，公开与蒋介石唱反调。 胡适指出，国民党作为“社会重心”早已不复存在，当务之急，在
于重建“社会重心”。 他认为，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意气奋发，人心所向，确曾建立起了“一个簇新
的社会重心”；但国共分裂后，国民党缺乏远大政治眼光，不能收拾人心，实已渐渐失去了“做社会
重心的资格”。 胡适所说的“社会重心”与“社会的中心势力”，意涵相通。 他将“社会重心”得而复
失，归因于国民党失政，这反映了其反省与批判的锋芒。 胡适提出的本是积极的命题，但遗憾的是，
随后他却陷入与蒋廷黻等人延续数年之久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满足于空谈民主与西方宪政。 缘
是鼓吹专制以强化国民党政权的呼声，随之浸浸而起。 ③ 例如，《大公报》的王芸生便认为，国民党
已“隐然形成领导复兴的中心势力”，政治现状固然并不令人满意，但国难当头，“我们既是中国人，
便不忍心去撼动这一点仅存的中心势力”。 ④
胡适的“重建社会重心”说异化为“加强国民党中心势力”说，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心理：不满于
国民党涣散无能，但因恐共心理与心忧国难，不免投鼠忌器，又表现出对国民党“中心势力”动摇的
担忧。 直到 1935 年年底《大公报》社评还这样写道：北方局面败坏，责任在中央政府，“自十七年以
来，政治上从未得民心，一般舆论，既拥护统一，反对分裂，但同时不满于政治，此二者，皆事实
也”。 ⑤ 反映的正是此种分裂的心态。 但是，以“一二·九运动”为转折点，随着上海及全国各界救
国联合会的成立，此种分裂的心态终被超越了。
华北事变与国民党对日一再妥协退让，引发了 1935 年底北平“一二·九运动” 并席卷全国。
它使全国人民压抑已久的爱国怒火猛烈地迸发出来。 感觉敏锐的《大公报》很快就意识到，这场学
生运动正成为国民心理变动的风向标：在此之前，普通国民的心理，“原为维持政府。 即一般心理，
反分裂，反内乱，拥护统一”，“故近年国难严重，而政治中心之基础则安”；现在则不同，以为“统一
的政府，必须实际为能负责救国之政府”的认知，正成为“强烈之要求”，愈益彰显。 学生是单纯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0 页；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
因的谈话》（1944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193 页。
② 《蒋发表和平统一文：凡国人应拥护此中心势力；本党同志尤不宜从中分化》，天津《大公报》，1929 年 5 月 8 日，第 3 版。
③ 参见拙文《胡适的重建“社会重心”说及其异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
④ 《献岁杂感》，《国闻周报》第 13 卷第 1 期，1936 年 1 月 1 日，第 1 页。
⑤ 《安定冀察之急务》，天津《大公报》，1935 年 12 月 1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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