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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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师渠 /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
毛泽东高度评价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
有国民革命。 ① 其后,虽然由于国共分裂,初建的新的社会中心势力不复存在;但是,随着九一八事
变后国难当头,这个原本限于中国共产党内的议题,进一步演变为全社会博弈的命题,并成为助益、
催生国共再度合作的重要因素。
三、 救国会的“民众力量中心”说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927 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执掌政权,表面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实则新军阀割据纷争依旧。 1929
年 5 月,蒋介石在解决桂乱、志满意得之时发表《和平统一》一文,宣称:“现在中国国民党,已形成
为国中唯一之中心势力,而国民政府之组织,即由此中心势力所构成”;而中心势力关乎国之治乱,
有敢于挑战者,“则中心势力之本身,自足以制裁之”。 ② 国民党以社会中心自居。 然而,1930 年中
原大战再起,接着又在江西“剿共”,内战不绝;九一八事变后,更是国难当头。 国民党愈益四分五
裂,其政权既无法保境安民,所谓“国中之唯一之中心势力”,实成自我讽刺!
耐人寻味的是,1932 年 9 月即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胡适却在《独立评论》发表《惨痛的回忆与
反省》一文,公开与蒋介石唱反调。 胡适指出,国民党作为“社会重心”早已不复存在,当务之急,在
于重建“社会重心”。 他认为,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意气奋发,人心所向,确曾建立起了“一个簇新
的社会重心”;但国共分裂后,国民党缺乏远大政治眼光,不能收拾人心,实已渐渐失去了“做社会
重心的资格”。 胡适所说的“社会重心”与“社会的中心势力”,意涵相通。 他将“社会重心”得而复
失,归因于国民党失政,这反映了其反省与批判的锋芒。 胡适提出的本是积极的命题,但遗憾的是,
随后他却陷入与蒋廷黻等人延续数年之久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满足于空谈民主与西方宪政。 缘
是鼓吹专制以强化国民党政权的呼声,随之浸浸而起。 ③ 例如,《大公报》的王芸生便认为,国民党
已“隐然形成领导复兴的中心势力”,政治现状固然并不令人满意,但国难当头,“我们既是中国人,
便不忍心去撼动这一点仅存的中心势力”。 ④
胡适的“重建社会重心”说异化为“加强国民党中心势力”说,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心理:不满于
国民党涣散无能,但因恐共心理与心忧国难,不免投鼠忌器,又表现出对国民党“中心势力”动摇的
担忧。 直到 1935 年年底《大公报》社评还这样写道:北方局面败坏,责任在中央政府,“自十七年以
来,政治上从未得民心,一般舆论,既拥护统一,反对分裂,但同时不满于政治,此二者,皆事实
也”。 ⑤ 反映的正是此种分裂的心态。 但是,以“一二·九运动”为转折点,随着上海及全国各界救
国联合会的成立,此种分裂的心态终被超越了。
华北事变与国民党对日一再妥协退让,引发了 1935 年底北平“一二·九运动” 并席卷全国。
它使全国人民压抑已久的爱国怒火猛烈地迸发出来。 感觉敏锐的《大公报》很快就意识到,这场学
生运动正成为国民心理变动的风向标:在此之前,普通国民的心理,“原为维持政府。 即一般心理,
反分裂,反内乱,拥护统一”,“故近年国难严重,而政治中心之基础则安”;现在则不同,以为“统一
的政府,必须实际为能负责救国之政府”的认知,正成为“强烈之要求”,愈益彰显。 学生是单纯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0 页;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
因的谈话》(1944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193 页。
② 《蒋发表和平统一文:凡国人应拥护此中心势力;本党同志尤不宜从中分化》,天津《大公报》,1929 年 5 月 8 日,第 3 版。
③ 参见拙文《胡适的重建“社会重心”说及其异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
④ 《献岁杂感》,《国闻周报》第 13 卷第 1 期,1936 年 1 月 1 日,第 1 页。
⑤ 《安定冀察之急务》,天津《大公报》,1935 年 12 月 1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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