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6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郑师渠 /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说与国共的两度合作

建社会“中心势力”自然也当如俄国大改革，是“以共产党为主而进行的”。 ① 重建社会“中心势力”
的使命感是崇高的，但诞生之初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自觉的理论指导。
在共产国际引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接触并逐渐领会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提出
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和主张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懂得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必须摆脱“独善其
身”，从而自觉地走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 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确立了由共产党员加入
国民党，在实行国共党内合作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以推动国民革命这一全新的战略思
想。 这一主张最初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大胆创意，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肯定，形成相

关决议，最终被中国共产党接受。 学界已有的研究，多着眼于中国共产党从主张国共“党外合作”
到“党内合作”的转变过程中，党内意见冲突及其与共产国际间的复杂关系。 实际上，还可以从中
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深化的视域出发，探讨其摆脱最初的“幼稚”，跨出迈向中国政
治大舞台关键性的第一步。
1924 年 1 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为回击国民党右派对中国共产党
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质疑，明确指出：“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
涂混进来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 ② 这里所说的
“理论”，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所说的“事实”，则是指
中国国情与当下的时局现状。 这提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中心势力思想的深化，正可以沿着
这两个方面去探究。
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重要一点，是强调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
与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但要研究具体的合作方式，
“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各种现象出发”。 ③ 列宁肯定了马林在爪哇采取
“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共前身）同组织松散，但颇具社会影响的伊斯兰教
联盟合作的成功经验，体现了避免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 道夫·宾评论说：马林的主张
实际上是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列宁最后派斯内夫利特到中国去，是他熟悉、接受和赞同‘斯内夫利
特战略’的另一个事实上的证明”。 马林提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
盟’”的重要观点，构成了“自己的非正统战略的理论基础”，并为共产国际所接受。 ④ 应当说，马林
关于国民党是“多阶级的联盟”的观点，是他进而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通过党内
合作，推动和实现国民革命的理论前提；不过，归根结底，更为重要一点还在于，他要人们理解唯有
国民党才是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即重建社会中心势力之所在。 为此，从 1922 年年底开始，马
林先后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前锋》上连续发表文章，反复指出：“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堪注意的
一种现状，就是缺少由一个政党主持一种有规则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宣传。”“我们要问问：倘若
没有一个党，就是最能干的国民运动的领袖，能够做出什么事来？”所以，必须“组织一个布满全国

而有纪律的国民党”。 ⑤ 又说：“我们可以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他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联

① 李大钊：《就中国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问题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 第 4 卷，人
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9 页。
② 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391 页。
③ 《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
1928）》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 页。
④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
社 1980 年版，第 34、39 页。
⑤ 孙铎：《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145、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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